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

分类：教育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8-10-13 09:28 关注：(1)

　　杨继生徐娟吴相俊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测度模型，借以分析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健康问题。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环境污染成本约占实际GDP的8%—10%，而且经济发达地区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居民健康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66，显著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在总体上降低了社会健康水平。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意识和法制等社会环境因素对自然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在2008年以后较之前显著弱化，显示了强化环保法制建设及社会意识培养的紧迫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成本健康成本社会环境因素地区差异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等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居民的自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社会健康成本激增。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国家环境分析(2012)》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10大空气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7个;全国50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不足5个;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世界银行在其2007年公布的《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中称，中国空气和水污染损失相当于中国GDP的5.8%。从1990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24.3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4.4倍，但是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却增加了37.7倍，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对居民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健康成本，继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

　　为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那么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恶化所引起的社会健康成本大幅增加是否会抵消甚至超过居民福利的改善，进而降低居民的总体福利水平?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观念及地理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导致环境污染的程度在空间分布和观念认知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进而造成不同区域之间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都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异化如何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差异、如何度量环境成本转移的空间差异性，以及环境恶化如何影响社会健康成本等问题，极具社会现实性和研究的迫切性。

　　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测度经济增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及其区域差异、以及法制文化等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健康动态影响的趋势特征。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在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和社会健康成本之间的传导机制，建立了带有不可观测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系统，以测度经济增长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及其空间差异。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模型的识别条件和估计方法，使模型在恰好识别的基础上得到有效估计。第四部分，基于实证检验和估计结果，测度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环境代价及健康成本的大小，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和健康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在环境污染和健康成本中的动态作用机制和趋势特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测度模型

　　(一)经济增长与其社会健康成本间传导机制的分析

　　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都是经济增长如何促进社会进步的问题，如经济发展如何提高人均收入、人口预期寿命等(Solow，1956;Romer，1986;Islam，1995)。然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不断凸显。尤其是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环境污染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White，1967)。林伯强(2009)指出，中国在重工业化增长模式下，环境的问题日益突出。其在研究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时，发现GDP生产结构(即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水平具有最大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决定了人均收入水平和污染物的排放，进而影响了居民的健康。

　　三、模型的估计和识别

　　(一)模型的估计

　　由于交互效应的存在，现有的SVAR和PSVAR估计方法不再适用，需要构建新的有效估计程序。其基本思想为:首先，忽略共同因子，对PSVAR模型进行GMM估计得到模型系数的初值。进而，对残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共同因子及其载荷系数的估计值。然后，定义投影矩阵，消除IEPSVAR模型中的共同因子，将模型转变为传统的PSVAR模型，实现参数的GMM估计，对新残差再做主成分分析。如此迭代直至收敛。具体步骤如下:

　　(1)对方程(4)各变量基于时间维度取组内离差，y～it=yit-y-i.，消去个体效应αi，得:～yit=∑kl=1Πly～i，t-l+ξit(10)

　　此时，ξit=Hft+εit，对VAR系统(10)进行GMM估计即可得到简化式参数初始估计值Π︿l0，进而残差的估计值ξ︿it。

　　四、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和动态响应机制

　　1.生态环境成本分析

　　在相当长时期内，各国政府均采用总体数量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绩效，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长期推行工业化战略，依赖大量的要素投入，数量上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质量上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因此，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时，需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到GDP核算中，对其进行“绿化”(廖明球，2000)。本文以环境污染冲击对应的GDP即人均GDP与绿色人均GDP的差额来反映污染成本。为了更清晰地刻画污染成本的大小，我们采用式(7)的相对值———人均GDP中环境污染部分与人均GDP之比来表示，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环境成本占人均GDP的比重为8%—10%左右②，这一结果明显高于世界银行5.8%的测算结果。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系统，测度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及其地区差异，以及法制、文化和社会意识等非量化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健康影响变化的趋势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各地区环境污染成本约占人均实际GDP的8%—10%。而且，经济发达省份如江苏、浙江等达到10%，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这一结果明显高于世界银行5.8%的测算结果。实际上，限于无法对自然资源无效使用进行准确测度，本文的环境成本只是污染成本，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成本，否则，环境成本比例会更高。这证明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纯粹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当的不合理性，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因此，为了更好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将环境污染成本从GDP中剔除，建立绿色GDP衡量指标。

　　(2)医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66，显著大于1。这一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对医疗支出的收入效应(生活水平改善使医疗支出减少)和替代效应(工作压力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增大医疗支出)中，替代效应起了主导作用，经济增长最终反而降低了社会健康总体水平。

　　(3)除了可量化的经济因素，法制和社会意识进步等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在2008年以后较之前显著弱化。因此，完善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规范和引导企业清洁生产和居民绿色消费，具有非常强的紧迫性。

　　参考文献

　　包群、彭水军，2006:《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世界经济》第11期。

　　黄茂兴、李军军，2009:《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

　　林伯强、蒋竺均，2009:《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4期。

　　刘金全、郑挺国、宋涛，2009:《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线性和非线性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