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较教育学思维的中国教育学反思

分类：教育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8-12-15 09:30 关注：(1)

　　丁邦平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073)

　　摘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引进、消化、中国化(或本土化)，今日中国教育学已经基本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学者需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和完善中国教育学。为此，教育学界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试图重新确立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基于比较教育学思维，反思中国教育学研究，强调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以“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石，吸收和综合欧陆、英美两种不同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开展包括经验性研究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教育教学研究，重建和完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以期为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些许新的思路，促进当前与今后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最终希望达成通过理想的教育而实现“立国与立人”的目的。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思维;中国教育学;西方教育学;教育文化传统;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6-0007-10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引进、消化、中国化(或本土化)，今日中国教育学①已经基本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并融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了。本文探讨的“教育学”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教育学原理”或“普通教育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具体而言，这里所谈的“教育学”既包括欧陆国家的教学论、学科教学论、教学法，也包括英美国家的课程理论(或课程论)、学习理论(或学习论)、教学理论和评价理论，总之，是与课堂教学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换句话说，本文所探讨的“教育学”不是指作为一个学门的“大教育学”，也不是作为教师教育中一门科目(subject)的“小教育学”，而是作为师范生和教师进行教书育人所需要研修的教育学。本文以比较教育学思维为研究视角，试图对这样的“教育学”做一次跨文化的比较分析，以期为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些许新的思路，促进

　　当前与今后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最终希望达成通过理想的教育而实现“立国与立人”的目的。从20世纪世界教育学的演进来看，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在欧陆国家与英语国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和范式，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差异。中国从20世纪初期以来就开始学习西方教育学，既引进了欧陆国家的教育学(Pedagogy/Pedagogics，Pädagogik，Pedagogie，)，也吸收了英语国家的教育学(Education/EducationStudies)，所以发展至今中国教育学就深深地打上了欧陆(包括苏联)和英美两种教育文化的双重烙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界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石，试图重新确立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并依据中国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吸收和综合欧陆、英美两种不同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开展包括经验性研究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教育教学研究，重建和完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以便有效地促进当前与今后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一、西方教育学的两大传统与中国教育学

　　教育学在西方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甚至在英语国家也不承认它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研究领域。在这点上，教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迥然不同。其他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统一的，在各种语言里都有一个统一的学科名称。以人类学为例，虽然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总归是一个学科。例如，挪威、奥地利、英国和美国四位学者撰写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OneDiscipline，FourWays：British，German，French，andAmericanAnthropology)[1]，从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看，四位不同国籍的作者都承认英、德、法、美四国的人类学是一个统一的学科，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方式不同罢了。但是，从本文所探讨的西方教育学的两大传统看，以德国为首的欧陆国家早在19世纪就承认教育学是大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一般都不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只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二、教育学若干核心概念的跨文化比较

　　1.欧陆“教育学”概念与英美“教育学”概念

　　西方教育学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这也反映在学科名称所使用的术语和核心概念上。以“教育学”概念为例，在英语中有两个词汇来表达，一个是Pedagogy，另一个是Education。尽管Pedagogy一般可以翻译为“教育学”，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有时则不宜翻译为“教育学”，而只能依据不同的上下文翻译为“教学”或“教学理论”。最近，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华人教育学者梁国立博士在《教育研究》发表专文，详细探讨了Pedagogy一词的含义，他把Pedagogy一律翻译为“教法学”[8]。但是，当我们谈及“××学”时，那是指一门体制化的独立学问或学科，而Pedagogy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都尚未成为那样一门独立的学问或学科。同样，Education一词作为学科名称也是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有些人望文生义地把它一律翻译为“教育”，其实有时准确的翻译应当是“教育学”。例如，上文提到的舒尔曼关于教育学的观点。再如下面这句英文中的Education，显然也不能翻译为“教育”，而只能翻译为“教育学”：“Thewell-wornphrasethat‘knowledgeissociallyconstructed’isreiteratedindiscussionstakingplaceinthedisciplinesofanthropology，philosophy，politicalscience，psychology，sociology，aswellaseducation.”(“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这一熟语，除了在教育学讨论中经常被重申外，在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讨论中也常被提及。)[9]因为它是与前面五个学科名称并列的学科名称之一。

　　欧陆教育学和教学论的源头一般都追溯到17世纪的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1592—1670)的《大教学论》(GreatDidactics/DidacticaMagna)的出版(1632/1657)。夸美纽斯被认为是“第一位真正的欧洲教育学家”[10]。他的这本书虽然名为《大教学论》(傅任敢先生1939年翻译为《大教授学》)，但实际上根据芬兰教学论学者坎萨南(Kansanen)的考证，17世纪时Didactics(Didactica)在欧洲语言里就是教育学的意思[11]，难怪这本书的内容不仅仅限于教学论，也包括学校教育制度、道德教育等教育学的基本内容。

　　教学论可以说是教育学的核心，没有教学论就没有教育学。但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被埋没了200余年，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19世纪下半叶才引起世人的重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一书中看不到夸美纽斯的影子，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培育指南》一书中也未提及夸美纽斯的名字及其著作由此可见，德国和北欧国家的普通教育学不是像英语国家的教育学或教育研究那样，后者主要依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教育的交叉研究或跨学科研究，所以在英语世界，教育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然而在德国和北欧国家，普通教育学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如“化育”(Bildung)、“教育”(Erziehung)、“教学计划”(Lehrplän)，以及赫尔巴特的“可塑性”和“教育性教学”(EducatingInstruction)等等，这些都是普通教育学的核心概念，而不是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和其他欧陆国家，教育学是大学里一门学术性学科，是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的理由。

　　欧陆国家的教育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群。除了普通教育学外，还有学前教育学、学校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等。在所有这些教育学中，普通教育学是基础，是核心。德国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到当今本纳(DietrichBenner)的《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一直都是大学教育学系的学术性学科，是一门规范科学和学科。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精神科学教育学(GeistewissenschaftePädagogik)，更是一门典型的人文科学。这种格局我们比较好理解，因为这与我国教育学的情形相似。我国在20世纪初引进的西方教育学首先就是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20世纪50年代学习的苏联教育学也与德国教育学传统关系密切

　　4.教学论与教学法的概念：不同教育文化传统的比较

　　德文中教学法一词是Methodik，它显然与教学论(Didaktik)不是一回事。英文虽然也有教学论(Didactics)一词，但它只是对拉丁文教学论(Didactica)或德文教学论(Didaktik)的直接翻译，而实际上，在英语国家没有形成教学论学科。在当代英美教育学文献里，当表达“教学”的概念时，除了使用teaching/instruction以外，使用pedagogy一词现在也比较普遍。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6个学系，其中就有课程、教学与评价系(DepartmentofCurriculum，PedagogyandAssessment)。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与教学系名称就是课程与教学系(DepartmentofCurriculum&Pedagogy)。碰巧，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英文网站上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英文是“InstituteofCurriculum&Pedagogy”(http：//fe.english.bnu.edu.cn/t003-c-1-51.htm)，这个翻译与英美对“教学”的理解相符合，但似乎不符合中国教育学传统。符合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翻译适宜于使用InstituteofCurriculum&Didactics。

　　如前所述，德国现代教育学和教学论基本上是以人文科学的“化育”(Bildung)这一重要的新人文主义概念(Construct)为基础的。教育学和教学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化育和教学，从整体上培养“人”的问题。虽然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对“人”的要求不同，而且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教学论在教学内容上也或有差异，但对于通过教育、化育和教学促进人的启蒙、人的发展、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这一点上，教育学和教学论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教育学和教学论所特有的研究范式，是教育学和教学论独特的魅力所在。

　　相反，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丢掉了欧洲的教育学和教学论传统，甚至连Pedagogy这个词在20世纪都曾经长期弃而不用。美国著名的课程论学者伊恩·韦斯特伯里(IanWestbury)在《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教学：德语国家的教学论传统》一书中坦率地承认：“‘教学论(Didaktik)’是思考教与学的(另)一种传统，这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知晓。”[3]但是，课堂教学总是需要教学理论指导的，教师在教学时也总是需要讲究方法的。所以，美国教育学者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普及义务教育运动以来，对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形成了具有美国文化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

　　如果说德国的教学论偏重教师如何教授的理论研究的话，那么美国的课程论以及具体的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和评价理论则偏重学生如何有效学习的理论研究。以德国为首的欧陆国家的教学论传统虽源远流长、流派纷呈，但根据德国教育学家霍普曼的观点，其共同的特征是“限制教授”(RestrainedTeaching)[10]，德国各个流派的教学论的这一核心特征与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论述的教学论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即要“探索一种教导的方法，使教员可以少教，学生可以多学”[26]。而在美国，从杜威开始，课程、教学、学习和评价理论都强调课堂教学中学生主动学习和学会如何学习。所以，美国各派心理学都有自己的学习理论，而且学习理论在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地位远高于教学理论。

　　三、展望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

　　世纪之交，我国教育学界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学建设开始了系统、深入的反思，并试图重建中国的教育学和教学论。这既有对作为一个学门的教育学或教育科学的反思，也有对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普通教育学的反思，还有对作为师范生学习的一个“科目”的教育学的反思。反思与重建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教育学者面临的重大研究任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教育现代化建设需要新的教育学。

　　1.“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与中国教育学的重建

　　在21世纪，我国教育学者需要以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问题为导向，重建中国教育学(ChinesePedagogics)。所谓重建中国教育学，不是完全否定已有的教育学，而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教育学的基础上，面向未来进行教育学的智识生产，以适应培养21世纪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在国内，老一辈教育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团队开创的主体教育研究和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团队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都可以说是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国教育学的重建做出的贡献。对于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邓宗怡教授特别在国际教育学界予以充分肯定和好评[27]。在重建中国教育学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呢?我们认为，需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根基。这种理论根基，我们认为可以是“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和而不同”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它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人极高的认识论智慧。在追求“和”的境界中，人的认识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

　　“和”的哲学理念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自然、人文等方方面面。如《国语·郑语》中记录西周史伯的论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8];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念。近年来，中外学者对“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换，剔除其中的专制成分，把它与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融合起来。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王长纯先生发表了系列专题论文，系统阐述了“和而不同”哲学理念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29]。

　　旅美学者王治河博士最近在其英文专著《过程与多元论：多样和谐的中国思想》一书中，从“和而不同”的观点出发，并结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探讨了中国古代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成功经验[30]。美国著名的比较哲学家安乐哲(RogerT.Ames)撰写了《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一书，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的“和”的思想和思维模式[31]。这些研究都对我们进行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非常有启发。像德国“化育”哲学思想是德国教育学和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一样，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也可以成为中国教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西德尔·希尔弗曼.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GundemB.B，S.Hopmann.Didaktikand/orCurriculum.AnInternationalDialogue[M].NewYork：PeterLang，1998.

　　[3]WestburyI，HopmannS，RiquartsK.TeachingasaReflectivePractice：TheGermanDidaktikTradition[M].Mahwah，NJ：Erlbaum，2000：19，342，1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