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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遭遇家庭和工作冲突的原因及影响

期刊目录网职业教育论文发表2021-09-25 14:40关注(1)

  在当代社会,女性逐渐在公共领域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创造更大的价值,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角色分工模式似乎在消解。但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中产阶层双薪家庭而言,模式更多变成了已婚职业女性既要在工作中有所成就,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又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庭劳务和精神负担,即陷入了工作——家庭的冲突困境。而冲突的原因则是: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当代社会宣传(影视剧对女性家庭社会角色定位)的强化等。工作——家庭冲突产生的后果是:夫妻矛盾激化进而导致婚姻的破裂; 76%的适婚青年有恐婚心理;对社会的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快性别观念的转型,强调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平衡和平等,解决或缓解职业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困境。

职业女性遭遇家庭和工作冲突的原因及影响

  关键词 : 工作-----家庭冲突; 性别角色;性别分工;中产阶级;职业女性;

  新冠疫情期间,有很多医护人员选择奔赴抗疫一线,而其中援鄂的女性工作者达到了70%以上。在一个流传度较广的视频中,丈夫在送别妻子时,许下“你平安回来,我包一年的家务”承诺的场景,引发了一定的社会讨论。在前路未卜的分别中,这种承诺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能让很多人动容,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位丈夫的认知中,他包揽家务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补偿或“奖励”,换言之,做家务本身不是他的本职工作,而是他妻子的。在更多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援鄂母亲面对孩子和其他家人流泪、表达愧疚的画面。这些女性医护工作者奋战在工作岗位的时候,还要承担自己无法履行“母职”或“妻职”的痛苦和焦虑。这只是女性在面临工作家庭,或者说是工作角色身份和家庭赋予其角色身份矛盾的一个缩影。疫情期间,大部分人居家隔离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家庭生活中,而通过媒体报道和相关统计以及大众在社公共社交平台的倾诉,可以明显地看出,女性总体而言还是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劳务。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职业女性面临的困境除了在招聘、竞争中可能存在的行业性别歧视,很大一部分还来自对于调和家庭和工作冲突的困难。而这种困境可能对女性工作家庭以及女性自身都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将通过使用相关概念,考察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工作———家庭紧张的基本现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当代女性青年恐婚恐育者增多这一趋势来阐述其影响。

  一、当代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现状

  在进行现状考察前,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以及相关概念。本文选择的考察对象为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中的职业女性。在一般意义上,属于中产阶层的公民多指从事脑力劳动或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的公民。很多性别家庭研究着眼于低收入群体或者社会低层群体,如农村女性或农民工女性,在当代中国这一群体中的性别不平等是显性的,女性受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影响和约束也是明显的,因为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引人注目的。而中产阶层的女性一般被认为接受了先进的性别观念和相关教育,因而自主性较强,婚姻家庭生活中与男性地位更加相近且较少受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约束。事实上,这一个阶层的女性以及其配偶、其他家庭成员并不能保证都持有所谓先进的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同时女性争取独立的资本———工作(为社会创造价值)和收入(为家庭进行物质价值贡献)实际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其履行被期望的母职或妻职,这就导致了这一部分女性的痛苦。而职业女性(Career Women)这个词从定义上即可看出,她们被要求既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并展开竞争,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生活其实是女性价值实现的一种表现和途径,不可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满足,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对女性生活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存在。这个概念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被西方学者关注,KAHN,WOLEF和ROSENTHAL等人对工作———家庭冲突进行了初步定义和解释,认为这种冲突来自工作———家庭不相容而形成的角色间压力。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发展理论,基于两性不同的成长模式和环境、社会对于两性的不同期望以及不同生命阶段中的工作———家庭角色对冲突进行了动态分析。GREENHAUS和BEUTELL提出一般存在三种形式的冲突,即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与此相关的、类似的概念还有工作———家庭角色紧张、工作———家庭不兼容,等等。

  在传统的观念中,男性被期待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更多被期待扮演好照顾者的角色。这出现了性别分工的概念。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提出,性别分工被纳入维持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生产活动分工中,这种分工渗透着男性的统治,女性被安排接受这种分工。而在当代社会,人们在社会性别角色中进行跨界和流动是常态,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女性也被期待为家庭带来较大的物质收获,而同时其“照顾者”的角色期望并没有因此而大幅下降。这通常是女性在工作———家庭冲突中更加举步维艰的原因,即当代已经组建家庭的职业女性事实上是在承担两种在从前分别作为两种不相重合的社会分工责任。女性一方面被要求在公共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方面家庭对其的需要程度总的来说要大于男性,当代虽然“丧偶式育儿”等现象也逐渐被人重视,男性也更多地被要求在履行物质提供者责任后的家庭角色的回归。但是男性事实上还没达到与女性承担的家庭责任相平衡的地步。男性的价值总的来说更倾向于表现在其在公共领域的成功,一个家庭中女性经常被丈夫、孩子等理所当然地看作维系家庭的纽带,因此当女人的价值退回于家庭时,才被认为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当其因为将更多精力投放在事业中而忽视了家庭生活时,其受到的指责要比男性更多。

  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性别平等》报告显示,对无酬劳照料劳动的低估加剧了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笔者认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劳作事实上可分为两种,即显性操劳以及隐性操劳。笔者将自己做家务,如洗衣服、做饭、洗碗等划为显性操劳,这些主要属于身体上的操劳,需要时间和体力去完成。这可能挤占了妻子或母亲在家中的大部分自由时间。而另一部分,比如担心孩子作业是否完成、交代给丈夫的家务是否完成、晚饭如何做才能做到营养均衡和家人爱吃,等等,主要是精神上的操劳。所以对于大部分女性而言,除了出力之外,还承担着巨大的精神负荷。并不是说中产阶层的男性对于家务完全不负责任,通过观察以及一定的资料分析,可以发现这个阶层的男性因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而且并非完全处于传统的两性分工观念的影响下,因而也会承担家务。但总的来讲,女性依旧为主力。而在隐性操劳模块,很多中产阶层家庭根据所谓的性别特征所采取的“大事男性决定,小事女性决定”的模式将生活琐事推给了女性,女性需要进行日常决策和操劳,并被认为是合理的,这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任务的碎片化和零散化,具有占用时间长和日常性的特点。而隐性操劳是经常被忽视的,即会出现看起来男性做的家务更多而女性依旧觉得比男性更加操劳的情况,女性更多会出现分身乏术的情况。

  除了日常的操劳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外,女性作为能生育的性别还面临着怀孕、生产等导致的冲突。拥有孩子现在仍是大部分中产阶层家庭的普遍需求,而女性生理决定其生育的黄金年龄事实上常与工作的黄金年龄相冲突,而不可抗拒的生理原因使得职业女性无法做到二者兼顾,生育即意味着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离开现有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而这对其本身以及其工作单位的聘用者而言都是一个影响较大的事情。这导致了很多工作单位在招聘时会注重女性应聘者的年龄、婚姻状态以及生育状态,虽然现在工作领域的性别歧视是被明确禁止的,但是事实上这种因生育带来的问题依旧在考虑范围内。女性因为怀孕与生产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这一段时间的缺席可能给其今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职业女性而言,工作———家庭冲突是很难避免的。下文中笔者将简要分析这种冲突的产生和在当代一定程度上被加强的原因。

  二、当下存在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传统的两性关系认知中,由小农经济基础构建的社会性别观念多为主从型,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男性倾向于扮演主导者角色,女性多扮演附属角色,男性为家庭的供养人,女性扮演家庭主妇和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女性对于关怀和私人关系的取向被认为是女性的先天特征。如CINAMON,RICH.Y针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符合家庭类型,男性比女性更符合工作类型。这也是最初男女社会分工不同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即男性和女性有性别固有差异。但不可忽视,性别的社会性构建在女性被要求家庭回归的角色期望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两性在就业领域以及职位等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尤其是中产阶层女性的充分就业为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模式的改变提供了前提。但是传统的性别观念并未得到彻底扬弃,其在现代社会的影响还是巨大的,中国大多数家庭处在传统型家庭和平等型家庭之间的状态。

  传统的性别分工对女性的要求主要在于“宜室宜家”,女性作为一个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其家庭角色和价值往往超过了其个人本身作为个体的价值。处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甚至父子关系等都被划归为女性需要关注和维持的范畴之内,女性需要按照文化“规定”的妻子或母亲的形象去进行角色扮演,其除了工作以外的生活重心似乎就是家庭,只有经营好自己的家庭以及家庭关系,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女性。很多职业女性尝试打破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经常会受到来自长辈,尤其是男方长辈以及社会舆论的负面评价,“每个成功男人身后有一个女人”是被广泛认可的,而反过来成功女性身后的男性却被定义为无能。同时,双职工家庭中男性比女性收入高被认为是正常的模式,而男性如果是家务的承包者则会被评价为没有男性气概。因此,出于男性自尊以及对社会性别分工观念的迎合,男性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保持其地位和所谓的男性气质,而女性因而又实际上陷入了类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中。

  (二)当代社会宣传的强化

  当代虽然在整体上倡导男女平等,提倡新型的家庭分工模式,但是在对社会文化宣传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在媒体、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广告中,其赋予两性的角色还是更多地迎合了传统的角色期望。在大多数洗衣粉、晾衣架、奶粉、儿童玩具等广告中,代言人多为女性,且以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出现,即使用上述家庭产品的群体被自然规定为女性。这无疑默认了女性在管理家庭方面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同时通过广告传播在潜移默化中为广告受众强调这种性别分工。受众可能不会去特别注意或者将其作为论据与配偶争辩,但是不可否认较多的人会受到影响。

  在当代流行的影视作品中,描述年轻一代青年男女恋爱状态的作品对于青年爱情的刻画较多采用平等的性别观念,但是经常被观众忽视的是男主或女主的家庭,即其父母的存在模式。一般而言,在大多数的青春剧中,母亲依旧扮演传统的角色,相夫教子,且经常以戴着围裙、为主角做饭、操心主角情感发展以及生活的形象出现。而观众常常是默认了这种母亲形象,而不去考虑母亲的工作或者其个人生活,等等。但是并非不存在切入痛点的影视作品,笔者所知道的2018年上映的讲述在家庭与事业中艰难维持平衡的现代女性的电影———《找到你》,即向观众展示了职业女性面对家庭和生活双方面的压力时难以平衡进而走向几近崩溃的过程。影片中主要男性亦为中产阶层,符合接受高等教育、有较高收入工作的标准,但是对家庭责任一直处于放手和逃避的状态下,而女性不想放弃家庭和孩子,只好苦苦维持。然而这部影片上映后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反响,与其同期的喜剧电影、动作电影等相比,几乎鲜为人知。

  除此之外,儿童教育中也常常出现性别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的性别分工,如儿童在识字或者认知社会的初级阶段,辅助学习的图画、故事或视频中,警察、医生等通常表现为男性,家庭成员中父亲的角色很多为西装革履的职业男性,而母亲、祖母等的角色多与做家务、买菜等关联。这些都会影响儿童性别分工观念的形成,加强刻板印象,加剧未来其家庭中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

  三、工作———家庭冲突产生的影响

  之所以要考察当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主要在于其产生的后果或影响。男性对女性面临冲突困境的低估和不理解以及性别交流普遍存在的障碍容易导致夫妻矛盾的产生,这种矛盾可能从日常琐事的冲突激化为针对个人的批判和厌恶,进而导致婚姻的破裂。一方面,女性可能因为无法同时顾及工作和生活导致两方面都出现问题,女性会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可能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同时,女性会指责男性不参与家庭生活中或者没有对其进行体谅,对伴侣产生意见,危及夫妻情感;另一方面,也不乏这种情况存在:女性因为忙于工作和生活而忽略了自身的形象或者生活,且倾向于在公共领域展示优秀的自我而在私人领域以“黄脸婆”的形象出现,而其配偶可能因此对其产生厌倦,乃至发生出轨行为,等等。可以看出,在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中,女性本身都是直接受害者。而随着这种问题越来越被人所重视,冲突不缓解还会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2013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33.2%的单身人士承认自己恐婚,2015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76%的适婚青年有恐婚心理。当然,婚姻中的暴力问题、出轨问题以及生育问题等也是部分青年产生恐婚心理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存在男性对婚姻产生恐惧。恐婚恐育现象虽然在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但是近年来,具有此观念的适龄年轻女性,尤其是素质较高的职业女性以及潜在的职业女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等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可以被定性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泛化很大程度上是上文中所考察的这一部分女性面临的压力和困境导致的。高素质未婚青年职业女性多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通过了解女性走入婚姻后从女孩到妇女的转变以及女性面临的压力,进而对未来产生恐惧心理,为了不让自己称为被定性的、被性别刻板分工约束的人,索性选择不婚或不育,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婚姻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这对社会的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可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批判持不婚主义观点的女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源头着手,即加快性别观念的转型,强调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平衡和平等,解决或缓解职业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困境。

  当然,这种转变并非能一蹴而就,在转型过程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双方的意识,即男性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妻子面临的困难,并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共同维系家庭发展,寻找二人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其次是一些家庭开始寻求外部的支持,尤其是在育儿方面,如请家政承担家务、建设社区共同育儿机构等。这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从家庭劳作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但也带来了新的阶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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