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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经济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8-09-19 09:47 关注：(1)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要I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稳增长”着眼近期，“调结构”着眼中期，“促改革"着眼长期。着眼于长期的改革，也需有现实的动力源泉，应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机理。在经济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就是要形成“公平一效率”的新常态关系，这是能否实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我们将越来越明显地观察和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行为特征和规则意识的一系列新常态现象。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规则意识;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FIM[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5)01-0005-14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年，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一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尽管这样，直到2010年，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只要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遏制下滑趋势并使经济增长回到2007年以前的高速增长轨道。各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危机。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能迎来所期望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世界至今仍处于后危机时期的经济低迷之中。
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令世界瞩目。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
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因此，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长期观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认识论上说，经济“新常态”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长期现象和历史特征的现实描述和理论刻画。其认识对象就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体性的“正常”现象。所谓“正常”现象，实际上就是长时期内发生的普遍性、“大多数”或“大概率”的现象。因此，观察和研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需要有较长的眼界视野和时间跨度，甚至需要借鉴超长期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即基于大跨度时间的视角，观察研究对象时期中(即未来数十年间)将会发生的常态现象，特别是有别于以往的新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当前正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历了200多年，发生了数次工业革命，但大多数国家迄今尚未完成工业化。18世纪以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动力，一波又一波地推动各经济体以远远高于以往的速度增长，也有学者称之为人类发展的数次“浪潮”。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工业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那本影响广泛但也颇具争议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就是从大跨度时间上观察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长轨迹和大趋势，以长期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支撑其学术判断和政策主张。
他的中心观点就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高速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也可以说是工业化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特征性“常态”。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是极为缓慢的;完成工业化之后，高速增长也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长的长程"常态”是低速或中低速增长(当然是相对于工业化时期而言)。从公元0年到1700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只是由于人口以年均0.1%的增长率增加，才使得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1%。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特征
据报道，“新常态”(TheNewNomial)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M.埃里安(MohamedEl-Erian)于2008年开始使用，以预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可能的长期态势。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第一次提及经济“新常态”，要求领导干部“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这是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前30多年相比照而论述的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处于人类发展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迄今为止的这100多年，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非常具有"戏剧性”阶段变化的时期。若不求严格，可以将这100多年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萌发(1912—1949)、工业化初期(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化加速(20世纪80年代一2012)和工业化深化(2013—21世纪中叶)。每一历史阶段的时长都在30年左右(见表3)。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显著的“常态”特征。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改革动力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在各个领域中全面深化改革，并平衡好经济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取舍。“稳增长”着眼近期，“调结构”着眼中期，“促改革”着眼长期。但是，着眼于长期的改革，也需有现实的动力源泉，应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机理。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发展是硬道理”、“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时代话语，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标示了改革开放的动力源泉。“谁改革谁得利，先改革先获益”是那个时代推进改革的激励相容机理，这可以使改革具有“自发性”动机和基层首创能量。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因为任何“推动力”都必然有其“副作用”或“后坐力”，任何成就都须付出代价。我们可以将推动前30年改革的动力称为第一级推动力，第一级推动力及其“副作用”见表4。
四、“公平一效率”关系的新常态及其创新驱动力
如前所述，前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动力主要基于“先富起来”和“谁改革谁获利”的动力机理，并由亢奋的物质主义所驱动。在刚刚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初期，为了消除计划经济下效率低下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痼疾，权且接受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理念和制度设计思路。尽管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计对性，也确实取得了解放生产力和推动发展经济的明显成效，但是，这一政策取向毕竟具有很大缺陷和局限性。它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急于求成的“次优选择”。笔者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撰文指出了这一政策取向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叱今天，当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新常态时期，前30年的那种“公平一效率”关系就越来越不适合于新的时代了。如果继续以那样的政策取向来发展经济和处理社会关系，将导致难以克服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象和社会矛盾。
因为，这样的政策取向意味着默认可以牺牲公平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既然效率优先，那么，在实践中必然是公平居后，因而往往不惜采取各种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短期效果的歧视性取策，厚此薄彼，人为制造等级差别，扩大不平衡性。例如，将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区分为“主导”者和“补充”者、受重点保护的和受限制的、可以获得特殊优惠待遇的和无权享受优惠政策的、严格监管的和放松监管的、受“重视”的和不受重视的，等等。
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行为特征和规则意识
经济新常态实质上也是经济行为的新常态和规则及规则意识的新常态。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人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则的新变化，才使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而行为方式和行为规则的新变化又总是伴随着人们价值观念和规则意识的相应变化，即人们关于“何为重要”和“应该如何”的价值选择的优先顺序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观察和感受到的显著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同此前的30年相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几乎判若两种社会。今天，中国又一次进人了重大历史转折期。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我们将越来越明显地观察和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行为特征和规则意识的一系列新常态现象。仅就经济领域而言，将会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重法治意识。随着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日益强化和显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将越来越为社会接受和遵从。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治因素逐渐减弱，尊重法规的意识不断增强，要求依法治国、依法经营、依法办事、依法管制，将成为观念、行为和规则新常态的突出表现。重法治意味着重“程序正义”和重“过程管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府实行“无法律授权则不可为”的行为规则，公民和企业实行“无法律禁止皆可为”的行为规则。政府不能以“办好事”和“结果有效”为由就无授权滥作为，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在执行法律授权的事务中懒于作为。而公民和企业则可以在法律未禁止的领域进行经济活动和各种创新。经济发展新常态将以法治规范下的微观经济更趋活跃为显著特点。与重法治意识直接相关的必然是更多普通百姓公民权利意识的彰显。人权、财产权、知情权、表达权、共享权、参与权等公民权利，将从纸文走到现实，从抽象原则变为具体行为。公民权利意识的彰显意味着市场经济基础的巩固，也意味着法治经济的逐步形成。在此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法治经济的理想状态：一方面，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得交易;另一方面，也必须“将市场管在正道上”，不可脱轨。这样，权力不可为所欲为，市场不得超出领地，双方均不越界，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积极作用，。
六、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长期理性，意味着改变短期理性的急功近利心态，以更长远的眼界和视野(Horizon)来观察世界、判断成效和评价政绩。对世界上任何事物和人类成就的价值评估都是以一定的时期或坐标时点为前提的，近期内评价高的业绩成就未必长期价值也很高，甚至可能是未来的损失(负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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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tR].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报告系列，2014.
〔5〕丨美]杰弗里?萨克斯.文明的代价一回归繁荣之路fM].钟振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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