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改革应在反思基础上再出发高级经济师论文

期刊目录网人力资源论文发表2014-06-30 11:48关注(1)

　　摘要：改革是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改掉“存在明确问题的、不合理的、落后的、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

　　关键词：改革,反思基础,再出发,高级经济师论文

　　社会的改革不论采取哪种政策方式，其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全方面发展而制定的改革方案。在社会的改革中，应当改变阻碍社会发展的不良因素，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应以发扬光大，去伪存真。社会的改革，应当引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典要素和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推进自身社会的总体改良。

　　如果说，在社会的总体改革中，不保留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而又对在引进的不良文化传统和影响社会改革进步的糟泊不去除的话，那就会失去改革的实质。

　　历时两年的改革反思和争论，尽管还不乏分歧与争论，但作为一个阶段，争论的结果似乎已经浮出了水面。

　　本文引自《中国商办工业》 杂志是1988年经国内贸易部工业司等单位批准成立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旗下的《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主管主办，湖北省商业经济学会、武汉大学地方政府管理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协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大型政策指导与理论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国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

　　与此相关的消息有两个。其一，人们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字眼出现了83次，其中提及“体制”的29处，无一不与“改革”相连。其二，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于是，有媒体认为，被广泛认为是自1978年以来对改革方向分歧最大的一场争论，有可能在本届全国“两会”后暂告一段落。

　　但也有更敏感的海外媒体发现，这个背景下对改革的重申，与其说是改革的线性深化，不如说是下一轮改革开放新路径的确立。香港《经济导报》一篇文章就指出，最近中央政府关于改革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四条”，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第二，改革方案要科学并注意各方利益;第三，改革成果须惠及人民;第四，改革开放不能忘记经济安全，掌握开放自主权。

　　联系到2003年初提出的“以人为本”，年中提出的“执政为民”，年底正式推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首倡的“和谐社会”和2005年提倡的“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该文指出，这表明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改革得失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新的改革开放观，这种新的改革开放观可以称之为“共享式改革”，或能够照顾各方利益的“均衡改革”。该文预期，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全民反思，这四条会成为全社会的新共识。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仔细分析一下新的改革理念和路径出台的前后，就可以发现，在决策层和民众之间，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似乎在开始形成。

　　首先，这种新的改革理念，与两年左右的改革讨论和反思是分不开的。国内就有媒体指出，“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已经与政策层面产生了良性的互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施政纲领中的两个关键词，经过三年实践，它们的内涵逐步清晰，并在提交给‘两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具体而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事实证明，不走改革的路，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经济学家钟伟在《不思改革的中国顶多还有十年好日子》一文中就尖锐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迹象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大军的无度盘剥，廉价资金的猛烈注入，以及近年来廉价土地的大规模开发，这三点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膨胀。

　　如果不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果敢的进一步改革，这样的好日子还能维持多久?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坎”，到那个时候，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金已是昔日的记忆，中国人活得相当疲惫，中青年阶层将发觉，他们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而他们自己必须非常精打细算，才能还得上住房、汽车和其余一大堆账单。

　　至于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土地供应，是不是也会在2015年左右出现逆转我们仍无从知晓。也许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不思改革的中国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

　　因此，人们可以期待，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展开。但这新一轮改革与其说是原来改革路径的简单深化，不如说是一次改革的再出发。

　　理性反思是改革再出发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改革反思与讨论，是改革再出发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之一。

　　在改革反思的过程中，一直有人担心，对改革的反思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会不会使改革开放发生倒退?事实证明，尽管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有人力图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将民众对某些改革措施的不满引向对改革总体方向的质疑，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情况下发生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说完全没有的话，也是很小很小。

　　尽管有些人在对具体改革措施的讨论中不乏激烈之词，但要真的向旧体制倒退，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和初衷。正如有人自己概括的，他们反对的不是市场化，而是假市场化和伪市场化。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已经是不可逆的。

　　迟福林曾经将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归纳为三类，一是改革不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严重不到位;二是改革在具体实践中的“走形变样”;三是一些具体改革的实践有一定的泛市场化倾向。可见，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所进行的讨论与反思，确实不是用“左”和“右”、前进和倒退所能概括的。

　　正确理解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需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这是一次基于利益关系、利益矛盾而发生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有人曾经将改革以来有关改革的分歧概括为三次大的论争。在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中，也经常有人将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改革的论争相提并论。

　　其实，这种简单的比附是不恰当的。因为改革之初的论争和9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的是社会基本走向，涉及的是改革要不要进行。可以说，当时的争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但这次的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因此，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与争论，实际上也给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分歧与争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地将讨论和争论建立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基础上。

　　不错，在这次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的观点和言论。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因为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的争论，会将对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种危险的方向。首先，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会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

　　其次，意识形态化的论争，会导致社会中主要断裂带的形成，从而使得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和动力更为困难。但尽管如此，客观地说，在传统的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讨论文章，绝大多数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明确在大方向上反对改革的，如果说不是没有的话，也是极为鲜见的。这也说明，参与讨论和争论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肯定改革方向的大前提下参与对改革的讨论和反思的。而带有较强情绪色彩的，则主要是在网络上。

　　对于那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的观点与言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它。如前所述，这次对改革的争论是发生在利益分歧的基础上的。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基于利益之上的要求大体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其分歧本身是可以讨论的，可以妥协的，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或共识的。

　　即使是那些没有从容并系统表达自己要求条件的表面情绪化的意见，其背后也基本是理性的利益要求。值得思考的问题倒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的利益要求为什么会以情绪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认为主要是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社会中还缺乏理性化表达利益的语言和话语。

　　因此，理性的利益一表达出来，就往往成了意识形态或情绪化的语言。这说明，当我们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所使用的语言没有跟上，我们还习惯使用以前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表述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的社会中还缺少利益要求凝聚的机制，直接的、只言片语式的表达，难免带上情绪化的色彩。可以说，社会中的利益大多是以一种散射的自然状态存在的。

　　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也是如此。意识形态本来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在这次讨论中却被经常使用。其实，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知道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是非意识形态的利益在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

　　比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反改革”，更多的实际上是对某些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当然也不能否认像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有人利用民众的情绪，想把这种情绪引导到反改革上去。但就使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利益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要求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与改革的大方向并无直接关系。

　　他们关注的是诸如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中的具体措施及其与他们利益的关系。而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坚持改革并反对反思改革的一方，对反思改革声音的理解也往往是意识形态化的，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人对改革的反思和批评，以为目前社会中对改革的反思会动摇改革的基本方向，他们担心得来不易的改革事业会由此受到干扰甚至发生逆转。

　　一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书斋中做专门学术研究、有着较深专业素养、各大媒体争着采访的人，讨论起改革来当然能心平气和，话语优势、身份优势和心理优势让他能从容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自己的声音很难发出来，现实生活上又感觉着切身利益的受损，感受着医疗、教育、住房沉重的生活压力，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的话语如何平和，如何理性起来?所以，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能力，即透过意识形态或情绪化表达的迷雾，洞悉其背后的正当利益要求，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局势，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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