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2)

分类：天文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3-06-17 13:28 关注：(1)

　　四 札马鲁丁以及他送来的七件西域仪器

　　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七仪的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由于七仪实物早已不存，故对于各仪的性质用途等，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兹简述七仪原名音译、意译(据《元史·天文志》)、哈特纳(W.Hartner)所定阿拉伯原文对音，并略述主要研究文献之结论，依次如下：

　　1.“咱秃哈刺吉(Dhatu al-halaq-i)，汉言混天仪也。”李约瑟认为是赤道式浑仪，中国学者认为应是黄道浑仪〔11〕，是古希腊天文学中的经典观测仪器。

　　2.“咱秃朔八台(Dhatu’sh-shu‘batai)，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中外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即托勒密(Ptolemy)在《至大论》(Almagest)中所说的长尺(Organon parallacticon)。〔12〕

　　3.“鲁哈麻亦渺凹只(Rukhamah-i-mu‘—wajja)，汉言春秋分晷影堂。”用来测求春、秋分准确时刻的仪器，与一座密闭的屋子(仅在屋脊正东西方向开有一缝)连成整体。

　　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Rukhamah-i-mustawiya)，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测求冬、夏至准确时刻的仪器，与上仪相仿，也与一座屋子(屋脊正南北方向开缝)构成整体。

　　5.“苦来亦撒麻(Kura-i-sama’)，汉言浑天图也。”中外学者皆无异议，即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的天球仪。

　　6.“苦来亦阿儿子(Kura-i-ard)，汉言地理志也。”即地球仪，学者也无异议。

　　7.“兀速都儿刺(al-Ustulab)，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实即中世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都十分流行的星盘(astrolabe)。

　　上述七仪中，第1、2、5、6皆为在古希腊天文学中即已成型并采用者，此后一直承传不绝，阿拉伯天文学家亦继承之;第3、4两种有着非常明显的阿拉伯特色;第7种星盘，古希腊已有之，但后来成为中世纪阿拉伯天文学的特色之一——阿拉伯匠师制造的精美星盘而久负盛名。如此渊源的七件仪器传人中土，意义当然非常重大。

　　札马鲁丁进献七仪之后四年，忽必烈下令在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东南境内)设立回回司天台(1271)，并令札马鲁丁领导司天台的工作。及至元亡，明军占领上都，将回回司天台主要人员征召至南京为明朝服务，但是该台上的西域仪器下落，却迄今未见记载。由于元大都太史院的仪器都曾运至南京，故有的学者推测上都回回司天台的西域仪器也可能曾有过类似经历。但据笔者的看法，两座晷影堂以及长尺之类，搬运迁徙的可能性恐怕非常之小。

　　这位札马鲁丁是何许人，学者们迄今所知甚少。国内学者基本上倾向于接受李约瑟的判断，认为札马鲁丁原是马拉盖天文台上的天文学家，奉旭烈兀汗或其继承人之派，来为元世祖忽必烈(系旭烈兀汗之兄)效力的。〔13〕最近有一项研究则提出：札马鲁丁其人就是拉施特(即本文前面提到的“拉施德丁丞相”)《史集》(Jami al-Tawatikh)中所说的Jamal al-Din(札马刺丁)，此人于1249—1252年间来到中土，效力于蒙哥帐下，后来转而为忽必烈服务，忽必烈登大汗之位后，又将札马鲁丁派回伊儿汗国，去马拉盖天文台参观学习，至1267年方始带着马拉盖天文台上的新成果(七件西域仪器，还有《万年历》)回到忽必烈宫廷(事见 李迪撰《纳速拉丁与中国》，载《中国科技史料》11卷4期，1990)。

　　五 回回司天台上的异域天文学书籍

　　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领导，且专以进行伊斯兰天文学工作为任务，则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可以视为马拉盖天文台与后来帖木儿王朝的撒马尔罕天文台之间的中途站。而它在历史上华夏天文学与伊斯兰天文学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只要指出下面这件事就足以见其一斑：

　　至元十年(1273)闰六月十八日，太保传，奉圣旨：“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14〕

　　两个所持天文学体系完全不同的天文台，由同一个上级行政机关——秘书监来领导，这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如果不是仅见的话)的有趣现象。

　　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天文台，我们今天所知的情况却非常有限。在这些有限的信息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秘书监志》中记载的一份藏书目录——这些书籍都曾收藏在回回司天台中，书目中天文数学部分共13种著作，兹录如下：1.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2.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3.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4.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5.阿堪《诀断诸般灾福》 部。6.蓝木立《占卜法度》 部。7.麻塔合立《灾福正义》 部。8.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9.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10.《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11.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12.撒那的阿刺忒《造浑仪香漏》八部。13.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15〕这里的“部”大体上就是“卷”。第5、6、7三种的部数数目空缺;由“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减去其余10种的部数总和，可知此三种书共有58"部”。

　　这些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尚未见明确记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是中文书籍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它们更可能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它们很有可能就是札马鲁丁从马拉盖天文台带来的。

　　由于上述书目中音译的人名和意译的书名都很难确切还原成原文，因此这13种著作的证认工作尚无多大进展。方豪认为第1种就是著名的欧几里得(Euclides)《几何原本》，“十五部”也恰与《几何原本》的15卷吻合(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这个判断可信。还有人认为书目中第4种可能是托勒密(Ptolemy)《至大论》〔16〕，似不可信;因《造司天仪式》显然是讲天文仪器制造的，但《至大论》中并不讲仪器制造，况且《至大论》全书13卷，也与“十五部”之数不合。

　　六 伊斯兰天文学对郭守敬及其仪器有无影响

　　在札马鲁丁进献七件西域仪器之后九年、上都回回司天台建成后五年、回回司天台和“汉儿司天台”奉旨同由秘书监领导之后三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郭守敬，奉命为“汉儿司天台”设计和建造一批天文仪器，三年后完成(1276--1279)。这批仪器中颇多创新之意，如简仪、仰仪、正方案、门规 几等。〔17〕由于郭守敬造仪器在札马鲁丁献西域仪器之后，所造各仪又多前此中国所未见者，因此很自然地产生了“郭守敬仪器是否曾受到伊斯兰天文学影响”的问题。

　　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主要的意见是否定的，认为札马鲁丁所献仪器“都没有和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结合起来”，原因有二：一是这些黄道体系的仪器与中国的赤道体系传统不合;二是使用西域仪器所需的数字知识等未能一起传人。〔18〕国外学者也有持否定态度的，如M.约翰逊(Johnson)明确指出񓔟年天文仪器的设计者们拒绝利用他们所熟知的穆斯林技术”。〔19〕李约瑟对此问题的态度不明确。例如关于简仪是否受到阿拉伯影响，他既表示证据不足，却又说“从一切旁证看来，确实如此(受过影响)”。〔20〕但是这些旁证为何，他却没有给出。

　　笔者以为，就直接的层面而言，郭守敬的仪器中确实看不出伊斯兰天文学的影响，相反倒能清楚见到它们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之间的一脉相传。对此可以给出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前述回、汉两司天台同归秘书监领导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一事实无疑已将郭守敬与札马鲁丁以及他们各自领导的汉、回天文学家置于同行竞争的状况中。郭守敬既奉命另造天文仪器，他当然要尽量“拒绝”对手的影响，方能显出他与对手各擅胜场，以便更求超越对手;倘若他接受了伊斯兰仪器的影响，就会被对手指为步趋仿效，技不如人，则“汉儿司天台”在此竞争中将何以自立?

　　但是在另一方面，笔者又以为，就间接的层面而言，郭守敬似乎又受到了阿拉伯天文学的一些影响。此处姑先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其一是简仪。简仪之创新，即在其“简”——它不再追求环组重叠，一仪多效，而改为每一环组测量一对天球坐标(简仪实际上是置于同一基座上的两个分立仪器：赤道经纬仪和地平经纬仪);这种一仪一效的风格，是欧洲天文仪器的传统风格，从札马鲁丁所献七仪到后来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奉康熙帝之命所造六仪(今尚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可看到这一风格。其二为高表。札马鲁丁七仪中有“冬夏至晷影堂”，其功能与中土古老的圭表一样，但精确度可以较高;郭守敬不屑学之，仍从传统的圭表上着手改进，他的办法是到河南登封去建造巨型的高表和量天尺(即巨型的圭表)。但是众所周知，“巨型化”正是阿拉伯天文仪器的特征风格之一。在上述两例中，一是由阿拉伯天文学所传递的欧洲风格，一是阿拉伯天文学本身所形成的风格，它们都可以视为伊斯兰天文学对郭守敬的间接影响——当然，在发现更为确实的证据前，笔者并不打算将上述看法许为定论。

　　以蒙古征服为契机，在欧亚大陆上所引发的东西方天文学交流，是一个远未获得充分研讨的课题。这场交流中的史实、遗迹、它的影响、意义等等，都是非常引人人胜的。我们迄今所知者，很可能仅是冰山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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