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与社会支持

分类：临床医学论文发表 时间：2021-02-02 11:20 关注：(1)

　　不孕不育夫妇双方生育压力与其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采取横断面调查的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在十堰市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不孕不育夫妇280对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基本资料调查表调查患者基本资料，采用生育相关压力量表(FertilityProblemInventory，FPI)、中文版医疗社会支持问卷及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结果调查对象生育压力得分在100～229之间，平均(162.69±19.56)分。其中父母角色需求、性压力、应对方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方的FPI总分与男方FPI总分呈负相关(r=－0.117，P=0.049)，而双方的生育压力除与自身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有关外，还与对方的社会支持有关，双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P＜0.05)。结论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高度相关，帮助患者提高社会支持以及采取面对的应对方式能够减轻患者的生育压力。

　　【关键词】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不孕不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殖功能缺陷，通常是指在男女双方都有生育意愿的前提下，同居12个月以上，有正常性生活、且均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未获得临床妊娠的状况，女方称为不孕症，男方称为不育症［1-2］。受工作压力、食品安全、药物滥用、环境污染、不良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症患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不孕患病率已达到8%～12%［3］。不孕不育本身，亦或寻求不孕不育的治疗过程，都会给不孕不育夫妇双方造成一系列的生育压力。较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应对方式等心理社会学因素能对不孕女性的心理状况产生很大影响［4］。生育事关双方，夫妻是不孕不育症中两个不可分割的主体，我们不仅应该研究患者自身的生育压力，还应该探索夫妇双方生育压力及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而目前较多研究都集中在女性不孕症患者［5］，男性伴侣通常被忽略。因此本文通过对不孕不育夫妇双方生育压力、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调查，分析夫妇双方生育压力及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为临床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在十堰市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不孕不育夫妇。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60份，其中男女各280份，回收有效率为93.33%。①纳入标准:前期在门诊完善各种检查后，医生诊断为不孕不育的夫妇;夫妻双方均为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能够理解问卷内容并正确填写者;无智力障碍及精神或心理疾病的患者;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此项研究者。②排除标准:合并有肿瘤、严重慢性病及躯体疾病障碍活动的患者;中途退出或信息填写不全、临床资料不全的患者。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工具包括:①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家庭月收入、有无亲生子女等;疾病相关资料包括不孕不育类型、不孕不育原因、不孕不育症治疗时间、是否接受过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等。②生育相关压力量表(FertilityProblemInventory，FPI)［6］:此量表是由加拿大NewtonCＲ在1999年专门设计用来评价不孕不育患者生育相关压力的工具，总表及各子量表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Cronbach’sα系数为0.77～0.93，已广泛应用于国外的不孕不育研究。2011年Peng等［7］对此量表进行汉化，中文版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适用于对中国不孕不育患者的临床评价。量表包括46个条目，从社会压力、性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色需求和无子女压力5个方面采用6点式评分法来综合评价生育压力。该量表总分在46～276分之间，分数越高，生育压力越高。③简体中文版医疗社会支持问卷(ChineseMandarinversionoftheMedicalOutcomesStudySocialSupportSurvey，MOS-SSS-CM):该量表是中南大学研究生黎欢在2012年对MOS-SSS-C［8］进行修订后形成的，总量表及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在0.76～0.89，重测信度为0.77，表示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9］。该量表共20个条目4个维度即:信息及情绪支持、实际支持、社会互动支持、情感支持，按1～5级计分，累计得分越高，说明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10］。④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CopingModelsQuestionnaire，MCMQ):该量表由Feifel等［11］编制，我国学者沈晓红和姜乾金［12］对量表进行中文版修订，最终确定为20个条目，包括面对、回避、屈服3个维度，各条目均按1～4级计分。修订后分量表各维度Cronbach＇sα分别为0.69、0.60、0.76，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1.2.2调查方法本研究采取横断面调查的方法，由调查者向调查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及量表填写注意事项。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量表所有条目的填写。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发现填写不全时，及时询问并补全资料。量表的发放及填写时间在取卵前一日术前准备等候时间段内。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25.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计量资料用x±s或中位数表示，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得分比较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夫妇双方的生育压力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总分及维度得分用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

　　研究对象中，夫妇年龄在20～52岁之间，男方31～35岁占比最高(37.9%)，女方以26～30岁占比最高(42.9%);居住地在城市的人口占比为57.9%;文化程度方面，以高中或中专人数占比最高(31.1%);家庭月收入方面，＞10000元/月占比26.8%，7000～10000元/月占比19.9%，5000～7000元/月占比27.1%，＜5000元/月占比26.2%;婚姻类型以初婚者居多，占比84.9%。在疾病相关资料方面，无亲生子女者占比为83.1%;不孕类型方面，原发性不孕占比52.5%;不孕原因方面，女方因素占比最高(78.6%);夫妇双方不孕年限平均为(3.53±2.68)年，疾病治疗时间平均为(2.15±1.85)年，其中接受过辅助生殖治疗的人数占比32.5%。

　　2.2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

　　在此项研究中，夫妇生育压力得分范围是100～229分，平均分(162.69±19.56)分。按性别对FPI、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分类比较，其中父母角色需求、性压力、应对方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双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2.3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将夫妇各自的生育压力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各维度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女方FPI总分与女方的社会支持(r=－0.144，P=0.016)及面对维度(r=－0.130，P=0.029)呈负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回避(r=0.134，P=0.025)、屈服(r=0.300，P＜0.001)呈显著正相关;女方的FPI总分与男方FPI总分(r=－0.117，P=0.049)、男方社会支持总分(r=－0.138，P=0.037)呈负相关;女方的面对与男方的回避(r=－0.120，P=0.045)呈负相关;男方FPI总分与男方的社会支持(r=－0.142，P=0.017)、应对方式中的面对(r=－0.197，P=0.001)呈负相关，与回避(r=0.231，P＜0.001)、屈服(r=0.269，P＜0.001)呈显著正相关;男方的FPI总分与女方的社会支持(r=－0.126，P=0.042)呈负相关，详见表2。2.4不孕不育夫妇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将夫妇双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女方社会支持与男方社会支持总分(r=0.212，P＜0.001)、实际支持(r=0.273，P＜0.001)、讯息及情绪支持(r=0.151，P=0.001)、社会互动支持(r=0.147，P=0.036)、情感支持(r=0.196，P＜0.001)均呈明显正相关;男方的社会支持与女方的实际支持(r=0.166，P=0.005)、讯息及情绪支持(r=0.193，P=0.001)、社会互动支持(r=0.166，P=0.005)、情感支持(r=0.236，P＜0.001)均呈明显正相关，详见下页表3.

　　3讨论

　　3.1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分析

　　本研究显示，该群体生育压力得分范围是100～229分，平均分(162.69±19.56)分，与国内学者史莉［13］、卢娜［4］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该地区不孕不育夫妇存在较高的生育压力。按性别进行分类对比后发现，女方生育压力均分高于男方，说明在生育问题上，女方承受着比男方更加沉重的压力。首先，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认为，生儿育女是女方的责任与义务，女性进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已经根深蒂固［14］。其次，接受不孕不育各种检查以及进行IVF-ET治疗的过程也会增加患者的压力，尤其是对治疗和结局的不确定性及有限的治疗成功率均会加重影响患者的心理负担［13］。再次，经济负担同样会加大患者的压力。目前我国较多地区IVF-ET治疗没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昂贵的治疗费用均需个人自付，而辅助生殖过程中反复的检查和治疗使较多女性患者不得不辞去工作，因此会再一次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从而加重患者心理负担［15］。将生育压力总分及维度得分按性别分类进行对比后发现，父母角色需求和性压力两个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进一步表明，女性更加倾向于有子女的生活，对母亲角色需求高于男性对父亲角色的需求。而在性压力方面，传统的观念总是将“性”与生育能力混在一起，认为“性”是以生育后代为目的［16］。对于诊断为不孕的女性患者而言，在性生活方面考虑更多的是生育子女的需求，有研究指出，经过治疗后仍不能成功怀孕的女性，其性满意度容易受到影响［17］。

　　3.2不孕不育夫妇社会支持对生育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中，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女方的社会支持与其生育压力呈负相关，男方的社会支持与其生育压力也呈负相关。说明夫妇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其生育压力相对越低。将夫妻双方的社会支持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双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均显著相关，说明双方的社会支持是生育压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史潇等［18］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降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从而减轻其心理压力;龙玲等［19］研究表明，提高女性不孕症患者的社会支持能有效降低其生育压力;这些研究进一步说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减轻患者的压力。

　　3.3不孕不育夫妇应对方式对生育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中，女方的面对与其生育压力呈负相关，回避、屈服与生育压力呈显著正相关，而男方生育压力与面对呈负相关，与回避、屈服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积极应对有利于降低不孕症女性的生育压力水平，而消极应对不利于患者心理健康。史潇等［18］研究结果表明，面对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呈负相关，而屈服、回避与患者的焦虑及抑郁呈正相关;邓桂英等［20］研究结果显示，女性不孕患者更多采取回避应对的方式，以减少或避免不良刺激。刘述珍等［21］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与抑郁情绪有显著的负相关，消极应对与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相关。采取积极面对应对的夫妇，通常能够激发内心自信乐观的人格特质，正确面对和认知疾病，多方面寻求疾病相关知识，积极与医护人员配合，以期更好地解决不孕问题［22］。采取回避或屈服应对的夫妇，因为没有子女而不愿意参加家庭朋友聚会，也很少在亲友面前谈及子女问题，当亲友问及相关问题时，也采取回避的方式应答，反而加重患者心理负担。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均与不孕不育夫妇的生育压力密切相关。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应主动、及时为患者讲解疾病与治疗的相关知识，解决患者心理困惑，转变患者的生育观念，建立正确的认知，鼓励患者勇于面对疾病和治疗，从而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提高临床疗效。

　　作者：李冬 张维 李莉 王静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