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研究方向

分类：农业环境论文发表 时间：2020-07-04 10:28 关注：(1)

　　乡村振兴是我国处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农村今后30年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乡村振兴战略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经过两年多努力，成果丰硕。本文在学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发展实际，探究乡村振兴未来的研究演进态势。

　　关键词：乡村振兴；研究；问题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经过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数量增长迅速，成果丰硕，研究内容相对较集中在乡村振兴的背景、内涵、主体、路径、误区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研究热点、重点、难点、痛点、密集聚团等特征，但研究的深度和高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本文在学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发展实际，探究乡村振兴未来的研究演进态势。

　　一、国内乡村振兴研究述评

　　（一）理论层面

　　1.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内涵。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韩长赋，2017）；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及农村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问题要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李先军，2017；李忠华，2017；刘合光，2017）。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和“总要求”既涵盖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农村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又顺应了国情农情变化赋予的新内涵，是对党在新时期新阶段“三农”工作理念的创新发展（陈秧分，2018；郭文琳，2018；李长学，2018；黄祖辉，2018；魏后凯，2019）。2.乡村振兴的主体。王春光（2018）、党国英（2017）等认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张丙宣等（2018）认为，乡村振兴应更强调政府、新乡贤、技术专家、企业家、创业者等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柴陈云（2018）则强调了政府的主体作用，认为政府是各类乡村振兴力量的整合者。林亦平等（2018）和刘祖云等（2019）认为，“城归”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刘光合（2018）提出，总设计师、人民公仆、村干部、村民、各类智囊以及其他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只有各参与主体充分协作、共同努力，才能把伟大蓝图一步步转化为梦想成真的现实。3.乡村振兴的重点。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类：一是价值重新定位观点。张军（2018）认为，破解乡村振兴的重点是预先对乡村的价值重新定位，引起各级决策部门的重视，进而开展相关各项工作；二是体制机制优化观点。黄祖辉（2018）认为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城乡互促共进的体制机制。三是制度供给观点。刘守英（2018）提出，乡村振兴应该重点加大制度供给，解决过去“赶超”时期的二元制度体系。代水平（2019）认为，要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强化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四是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刘合光（2018）认为乡村振兴有四个关键战略重点：分别是“战略目标、总体要求、关键要素和关键难题”；高兴明（2017）认为乡村振兴有农业产业等10大战略重点。4.乡村振兴的路径。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观点颇多，代表性的有五类：其中，郭晓鸣（2017）指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基本动力、支撑、手段和指向。刘合光认为（2018）关键路径是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张丙宣（2018）认为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即技术创新和包容性制度建设是重要的发展路径。黄祖辉（2018）提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的协同路径。邢成举、罗重谱（2018）认为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振兴的四大路径。韩长赋（2018）认为，通过“五推进、一加强”的具体措施，从政策的顶层设计层面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陈志国等（2019）认为，农耕文明、乡绅、宗族、民俗的传承发掘保护利用来助推乡村振兴。5.乡村振兴要避免的误区。郭晓鸣（2017）认为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如果选择不当，就会走入歧途，以致后患无穷，因而规避乡村振兴的潜在风险确有必要。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振兴要借鉴国内外已有经验，特别是要防范出现过度行政化、形式化等问题（陈岳堂、熊亮，2015；肖琴，2015；郭晓鸣，2017）。6.理论层面研究的不足。研究成果多属于“解读”性质的，尚没有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经典学科的理论深度融合，更缺乏将乡村振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治理”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

　　（二）实证层面

　　截至目前，实证层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影响较大主要有两类：1.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构建和评价方面的。如陈秧分等（2018）通过构建一个包括5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用计量模型分析了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得出了乡村振兴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的结论。韦家华等（2018）构建了一个包括5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对广西荔浦县的一些农村进行了实证检验。2.对策性的研究，即选择一个样板，按照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的范式进行研究。如杨新荣等（2018）以广东省为例，在总结以往各阶段农村发展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进行了分析。龙晓柏（2018）等根据英美乡村演变特征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我国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黄祖辉（2017）对浙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状况做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刘彦随（2018）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一些问题。田毅鹏（2018）对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王密兰（2018）、吴昊（2018）等在总结日本农村发展的历程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我国乡村振兴应该借鉴的对策，如加强农民职业教育、保护传统文化、改善人居环境、注重城乡协调发展等。实证层面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中国西部这一迫切需要乡村振兴的区域的研究几乎没有；二是所提对策多属于“照搬”中央的政策，缺少针对乡村振兴亟待破解的“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难题的前沿性探索。

　　二、国外乡村振兴相关研究述评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外与乡村振兴的提法基本没有，但是关于农村发展（Ruraldevelopment）（近年也有称为Ruralrevitalizing的）的研究成果却不少，与本文关系密切，且对我国乡村振兴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针对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的研究

　　此类研究的主要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农村的变革和发展问题，JDVDPloeg等（2009）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农村的多元价值功能；Marsden等（1993、1999）认为，欧盟国家要注重生产“不可进口”的农产品（non-importable），如美丽的景色、自然价值等；Harrison（1994）等认为，欧盟各国农业的组织形式应该由基于规模经济的垂直管理向弹性模式转变；KarlheinzKnickel（2008）提出，农业和农村的功能应该由过去的农产品供应者向多功能化发展；HenkRenting（2003）探讨了食品供应链缩短后对乡村的影响。王文龙（2016）研究表明：日韩乡村建设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应循序渐进地推进、充分尊重农民利益并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乡村建设政策应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黄经南等（2017）荷兰城乡规划的借鉴：深入了解村庄现状，正确定位乡村规划，了解农民的状况和需求，尊重农村固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特性，体现城乡规划正确的价值取向。王习明（2014）美、法等国的兴农经验表明：以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机械化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能提高农业产量和劳动效率。

　　（二）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依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问题提出的诸如改善基础设施、增加教育医疗公共产品投入、市场化改革等（CharlesKirubi，2000；ATorre，1998；ACristovao，2000；GPGreen，1999；TMars-den，1996；PJacobs，2000；SJMar-tin，2004）经典学说外，最新的研究有：NigelKey（1999）实证发现，合同农业（contractfarming）对农业产出、就业、新市场、降低价格具有显著作用，AngelaTregeara（2007）发现，农产品质量认定对农村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乡村振兴中的国家水平指数、明确乡村振兴的水平测度维度、计量方法等。这样对今后的定量研究还是发展评估都极为不利。

　　（二）条件好的研究多，条件差的研究少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差的欠发达地区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少，事实上理应更加受到关注，但却呈现出地域性的不平衡。

　　（三）针对乡村振兴研究多，与扶贫攻坚

　　结合研究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央强调要与脱贫攻坚协调推进。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是研究农村发展问题，只是研究对象或发展阶段不同，割裂开分别研究不符政策导向，实际意义都不大，成果的指导性也不强。

　　（四）发展经济方面研究多，综合其他方面研究少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活保障、生态宜居等诸多方面的关联度很高，相互有很大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痛点也一样在其他方面都在不同程度的体现，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全面推进，注重一体化协调效果会更加明显。

　　四、今后努力研究的方向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显著的党和政府主导的特点，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与欧美、东亚等私有制国家的市场主导型的“农村再造”等模式不同；因此，在学术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及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的部署为指导，抽象、总结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一）中央的精神要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

　　中央的精神是针对全国的大政方针，各地具体条件千差万别，在制定地方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时，要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一定要在保证中央文件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精准识别，科学规划，因地制宜，体现本地特色，防止死搬硬套和形式主义，再走弯路。

　　（二）加强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研究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整体上呈现为碎片化、零散化的状态，成果数目庞杂，综合性、系统性成果缺乏，总体上讲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理论难以满足蓬勃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构建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虽已有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但政策宣讲、文件解读占比大，理论化概括不足，深度有限，实证研究亦不多，难以达到对实践的指导，系统性理论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制定统筹协调全面推进策略

　　今年底广大农村全面进入小康后，除政策兜底外，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一直还存在，按照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根据研究制定统筹协调全面推进方略，对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更加重大。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才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限制很多，困难很大，差别化更加明显，重点在改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条件、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进人民福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更加需要加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

　　（四）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

　　逐步建立乡村振兴国家水平的维度、指标等体系，为今后的研究、评估、预测奠定基础。各地下一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应当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本地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

　　（五）研究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新模式

　　新型乡村集体经济要在自愿、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下，由农民自己组织。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但各有侧重，政府承担制度设计和实施、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及社会治理；企业投入资本、技术、组建经营网络；社会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文化、公益服务事业；当地农民既是劳动者、也是各项事业的参与者；外来人员既可以作为个体劳动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单纯的消费者。把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引入乡村，逐步形成以乡村经济振兴为先导、以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和人居环境舒适化为基础、以乡村治理有效为保障的一场重大乡村变革。

　　作者：董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