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研究职称论文

分类：推荐论文 时间：2014-07-01 11:25 关注：(1)

　　摘要：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有两个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本能，即本性，是支配人行为最强大、最根本的原动力。生的本能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等积极正面的行为。死的本能则表现为杀戮、贪婪、自毁等邪恶极端的行为。

　　关键词：近代革命, 人性改造,职称论文投稿

　　从宗教信仰角度讲，人有神性(理性)，亦有兽性(本能和情感)。从现实层面观察人的行为，任何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亦有邪恶的一面。故人性善恶并存。任何单纯强调人性本善或者本恶的观点，都是不客观的，都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但是，无论人性之善还是人性之恶，其最终指向都是利己，故人性本私。利人利己是为善，损人利己是为恶。损人不利己，则属反人性的行为。

　　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本文发表在期刊《中国司法鉴定》 杂志在沪创刊。全面反映司法鉴定领域的制度建设和科学技术，涉及内容包括司法鉴定的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管理、教育、司法鉴定技术领域的理论和科研成果等。随着司法鉴定专业的发展，为社会服务的鉴定面亦将不断延伸。如物证技术、毒物(毒品)、司法会计、建筑工程、古玩珠宝等，都可进行鉴定。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

　　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象《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

　　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

　　1789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160多年没有召开。路易16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2,500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钳工锁艺甚于朝政管理的年青人立刻被浩浩荡荡的政治设计淹没了。这就是他的前任兼祖父路易15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60,000册。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

　　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

　　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文人们当然选择后者。

　　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

　　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

　　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

　　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

　　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霍布斯与卢梭：几何与美学的差别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

　　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

　　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

　　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