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纪录片真实性构建

分类：历史论文发表 时间：2022-03-11 16:24 关注：(1)

      和一般的影视作品不同，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性，不论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真实性都是纪录片不可动摇的底线。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故事脉络……这些为纪录片带来了无可比拟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基于此，文章将以《大儒朱熹》为例，探讨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中，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最大程度还原人物以及事件的本来面目，从而引发受众的共鸣，以期对人文历史纪录片真实性构建提供有益性的探索。

　　关键词：人文历史;纪录片;主观真实;客观真实;符号真实

　　真实不仅是纪录片的生命线，也是纪录片的真正魅力所在，如果把纪录片比作一道菜，那么真实性就是其实实在在的原材料，只有具备“真材实料”这个前提，各种艺术加工的“调料”才有发挥的空间，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才有诞生的可能。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大儒朱熹》正是以真实史实为基础，有理有据，有细节可触摸，为观众讲述了一代大儒朱熹筚路蓝缕、孜孜求道的一生。一位生活在800多年前的儒者，他为何能够跨越时空，为今天的人们所铭记？他的传世经典《四书章句集注》《家礼》《近思录》《楚辞集注》……他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名句，为何依然如同黄钟大吕般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与三观？走进朱熹，单就与之相关的几个数字，就足以让后人对他肃然起敬。第一个数字是2000万。朱熹学识渊博，著述极丰，一生的著作超过2000万字，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旺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第二个数字是40。朱熹毕生用将近40年的时间撰写、修订一部《四书集注》，可谓倾注了一生心血，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确实，他所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从浩瀚的中国典籍中精选出的中华文化精髓并加以阐释，至今依然被奉为国学之基；第三个数字是47。据专家统计，朱熹生平曾在47个书院读书讲学，其中由他创建或修复的书院就达7个，可谓南宋后复兴书院教育的最大功臣。如此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该用怎样的视角去还原他的本真面目呢？片子创作之初，团队就定下了一个基调：要呈现一个真实可信的朱熹。所以一开始创作团队就摈弃严肃的学术面孔与圣人的打造，回归日常，回到人性，用今日之心去感受朱熹当年的心跳和呼吸，力求还原历史现场，找寻古今思想与情感的共鸣。

　　一、历史细节的客观真实构建

　　暨南大学金震茅教授曾在《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一书中强调：“类型纪录片的研究要从宏大叙事走向历史细节”[1]，挖掘典型、生动的细节是纪录片真实性的重要物化方式之一，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最贴近现实的情感往往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虽然年代相隔遥远，但拨开历史烟云找寻真实生动的人物故事细节，能够赋予人物更立体生动的形象，使作品更具丰富的内涵，这对于纪录片的感染力、表现力有着非凡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故事细节独立于个人之外，呈现的是历史最本真的客观面貌。《大儒朱熹》的艺术总监、总撰稿之一的资深纪录片人孙原老师曾在策划会上强调，“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对导演组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理清历史事件的脉络和走向，还要将支撑事件内涵和诸多人物特殊个性的种种细节呈现出来，真实再现一位思想救赎者、殉道者孜孜以求的一生”。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朱熹等人的儒者个性，将士大夫阶层卷入南宋朝廷党争、人物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交织、学术流派林立而程朱理学脱颖而出的史实，环环相扣地铺垫与映衬朱熹百折不挠复兴儒学的万古恒心？创作在挖掘史料典籍的过程中不断梳理，在历史事件中找到许多令人动容的真实细节。比如第六集讲到朱熹晚年陷入“庆元党争”，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创作团队发现，此时朱熹虽身处“党禁”风暴中心，被人罗织六大罪状，但他却在遭贬后超然物外，隐居武夷地区的建阳考亭，依旧带徒讲学，传播思想。当听闻有人上书“斩朱熹以绝伪学”时，朱熹一笑置之：“死生福祸，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还专门步行赶路到麻阳溪畔，矗立桥头为遭贬湖南的大徒弟蔡元定送行。面对宰相好友赵汝愚、爱徒蔡元定等人惨遭流放，自身被诬“伪学魁首”、位列党禁名单第五名的朱熹，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吗？再往下深入剖析，另外一条线索吸引了创作的注意。遭伪学之禁的老迈朱熹，竟然开始了另外一项艰辛的计划——撰述文学经典《楚辞集注》。很多门人不解，“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2]带着同样的疑惑，我们寻踪发现，对《楚辞》的注解论述，贯穿了朱熹最后五年的庆元党禁生涯。朝廷毁禁理学，朱熹便借助屈原的文学经典忧时悯世、唤起世人对家国命运的呐喊。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所言，“他好多话不能说，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对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一片忠心的人，对这种人的一种崇敬。”他要借书铭志，要借《天问》《九歌》般的呼喊与歌唱，让自己的追寻真理大道的精神得以自由翱翔。接下来，史书记载，朱熹逝世前最后一刻，也许感觉到自己头巾有些歪，特意示意身边人将头巾扶正。这一细节极具深意，我们特别加以“情景再现”——朱子的一生，至死都是浩然正气。与一般的普通人一样，一代大儒朱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也有愤懑，有孤独，有对友人离去的不舍，有壮志未酬的伤怀……让许许多多有内核的真实故事细节得以再现，朱熹作为一个真实凡人的不平凡之处便显现无余。然而对于纪录片的整体解构而言，这些碎片化、片段式的细节无疑就像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如何将之串联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几经探索之后，《大儒朱熹》用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弥补了这一先天的缺陷，就这一段历史而言，片中以“庆元党争”为叙事的中心点，并由它衍生、辐射开来，用与之相关的故事来有层次性地丰满人物形象和性格。朱子和门人的故事、朱子著书立说的故事，朱子以文会友，与辛弃疾、陆游欧之间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以及所挖掘细节的串联，种种构成了历史的宏大叙述，永远站在观众的立场和兴趣求知求解——《大儒朱熹》正是以这样方式突出细节感染力、突出情感叙事方式，力求为观众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朱熹。也正是这样的情感细节表达，让《大儒朱熹》得以逐渐深入人心，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共鸣，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震撼，不仅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促进了情感的喷发，韩国中央大学卢仁淑教授就表示：看完我欲罢不能，导演想要体现和表达的主旨，专家的评价以及片中所展现的细节，始终吸引着我的兴趣。

　　二、艺术表达的主观真实构建

　　“纪录片是对现实生活的见证，是以影像的方式来记录现实的断面，从而留下历史的回声。”[3]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历史资料、历史遗迹的梳理和收集是关键，但是在资料、古迹缺失、或不足以呈现事件氛围或人物情绪时，我们就需要通过多元化的影视语言来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表达，比如运用主观镜头对当时的情境进行描述，用情景再现的方式，邀请演员对当时的场景进行再现……这是一个主观创作的过程，与创作者的个人倾向、以及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在遵循真实原则的基础上，增强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忠于客观事实本身，把过去发生的事实客观、全面、完整地再现给观众，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信息传达的手段，情景再现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传达的信息、情绪不能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感。为了尽可能呈现真实感，除了在横店基地拍摄若干“室内情景再现”，创作团队更多地选择带上演员，深入到朱熹一生长期涉足的闽北武夷山区和湘、赣、浙等地，实地拍摄融入自然天地间的鲜活朱熹。位于武夷山九曲溪第九曲的白云岩，巨大的崖头高耸入云，因常有白云缭绕其间而得名。在踩点中团队得知，这里不仅能拍出武夷山苍莽山脉，随机出现的云海也极为壮美，若能拍摄成功，十分契合朱熹“胸怀天下，孜孜求道”的意境。准备好服装、头套、以及各种道具，节目组一行人再次来到了武夷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摄制组的不少人员，还要兼任演员的角色。对于许多游客而言，要登上武夷山白云岩，那回旋往复的盘山蹬道和最后借助牵引绳攀登崖顶的百尺绝壁，或许并不是什么问题，有可能还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但对于携带大包小包取景拍摄的摄制组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考验。为了拍摄到壮美的云海日出，摄制组凌晨两三点就从宾馆出发，车行到山脚下便卸下所有的装备，由人扛着一路摸黑拾级而上，摄像机、脚架、轨道、反光板、服装、道具一件不能落下。足足一个多小时气喘如牛地上行与攀岩，全组安全登临崖顶。伴随着东方升起的旭日，白云岩最为著名的云海奇观竟然被我们幸运地撞见。当同事王胜扮演的朱熹立于真实的武夷山云海前，摄制组施展十八般武艺，推、拉、摇、移、延时摄影、无人机航拍……一组组着实有别于三维合成云海动画的绝美画面诞生了。但见天地之间云霓流动，白髯飘飘的朱子信步崖边，在天光云影间体悟理学天人合一的精髓，思考经世济民、教化世人的大道良策。这是生动的武夷，更是生动的朱子。让武夷山水、武夷山魂与朱熹的精神与人格融为一体——这样的摄影构思，被导演组贯穿整个六集巨制中。武夷有四季，季季皆大美，冬雪秋叶，夏瀑春花，哪个不是朱子质朴高洁的精神化身？最让摄制组庆幸不已的，是这年春节前武夷山几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雪！摄制组专门带着演员从福州赶赴武夷山，拍摄户外实景情景再现。寒风呼啸，雪压劲松，皑皑大雪中，朱熹在雪地艰难行走，身后一行深深的脚印；朱熹在冰，雪初融的溪畔静默，独听流泉；朱熹穿过荆棘，径直前行的布衣身影在无人机俯瞰下，融入起伏连绵的白色山形……那位在晚年遭遇灭顶之灾而绝不低头的朱夫子，就这样在镜头前变得厚重多义。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创作团队通过捕捉、发现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或者细节，并加入团队对于艺术创作的审美价值追求，从而赋予了《大儒朱熹》不一样的真实艺术光彩，这不仅有利于观众深刻体会人物情感，也有助于让大家以小见大，看到纪录片所体现的整体真实。

　　三、人物的符号真实构建

　　作为一种影像式的“符号”载体，纪录片不仅是现实生活信息的搬运工和刻录机，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个人对事物的理性感知，也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符号真实”。正如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文化是象征符号的总和，整个文化都是人类的符号活动，是人们通过创造而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象征性系统”，[4]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也属于人类符号活动的一种，它除了传递生活世界的真实外，还在为我们构建一个“人物的符号真实”，《大儒朱熹》就通过探索朱子的真实相貌，来刻画人物的“符号真实”，让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朱子究竟长什么样？在百度上输入朱熹两个字，关于他的画像图片有几十种之多，而各不相同：有的微胖，面容白皙，留着美髯；有的貌如孔子；有的面相奇特，戴着帝王之冠，不少画像在人物右面颊都点缀七颗黑痣，类似北斗七星……关于他的长相，学术界也一直众说纷纭，不少知名出版社选用刊印的朱熹插图也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从哪里入手才能找到客观而又真实的答案？须知寻找文献资料是一个既费脑力又费体力的过程。一方面你得知道这些文献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又需要你从浩如烟海的库存里把它挖出来。以前有个相声段子说某君看书，书旁边放了一本字典，字典旁边放了一本怎样查字典。找典籍档案的过程也大致如此。团队执行总导演兼撰稿的郭权老师，他就是那本教人查字典的字典，关于朱熹的各种文档文献具体出处，大体了如指掌，即使不大确定，也能根据知识储备概略猜对。在明初学者宋濂的《宋九贤遗像记》里，摄制组找到了这样的记载：“晦庵朱子，貌长而丰，……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而明刻本《紫阳朱氏建安谱·文公年谱》中也记载说：“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朱子生，是年九月十五日生公于延平尤溪郑氏寓舍，婺源井赤虹三日，面侧生七点，人并称异。”而清咸丰十年（1860）紫霞洲祠《朱子集》卷首的朱子像，以及清代画家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的朱子全身像，右侧脸部也都画有七颗黑痣，依此看来，朱熹面生七痣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单纯的史料佐证，还不足以确保其真实性。遍访许多知名专家，得知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确为其人”的一幅画像，是朱熹的一幅对镜写真自画像。朱熹不仅在哲学和教育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时年61岁、即将赴任漳州知州的朱熹，大约想起一生为官屡起屡仆，为学皓首穷经，一时五味交集，对镜自画写真，并题词自警。800多年过去，如今这幅自画像的原件虽已损毁，可拓片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建瓯博物馆，我们有幸亲眼见证了这幅自画像拓片真容——须发及右颊七颗北斗痣清晰可见，面部慈祥微笑，目光炯炯却又透着一丝坚定。没错，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朱熹的真实模样。本片总导演陈加伟认为：“历史人文纪录片，就是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考证、再考证！如果我们的纪录片因无知、因怠惰、因轻信、因自以为是而失实，我们将无言以对我们的受众，也无言以对不朽的朱熹。”也正是有了这样纯粹的真实，让观众有史可查，有源可循，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看完片子，却似乎完成了一场与儒学大师之间跨越800多年的心灵对话。

　　四、结语

　　纪录片《大儒朱熹》是创作团队一次充满挑战的全新尝试，对历史饱含深情和敬意，通过人物细节的深度挖掘、生动鲜活的历史再现以及严谨详实的历史考证，对朱子的一生和学术成就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梳理，为观众走进历史，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想象空间，真实的刻画，让人物情感更加细腻，让人物形象入木三分。正如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梁建勇所说：“纪录片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敢说敢做、富有生活气息的朱子形象。我们从这部片子中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哲学家的角色，给人以温暖气息。”可以说《大儒朱熹》做到了客观之“真”和主观之“实”的完美融合，除此之外，纪录片还将宏大的历史主题和当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相结合，让历史照亮现实；将历史人物的伟大哲思放在全球化的视野加以阐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传承，这些在创作过程中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无疑为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式，在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希望能以此来助力人文历史纪录片的繁荣和发展。

　　注释：

　　[1]金震茅.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2]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3]朱荣清.电视纪录片创作：理论、观念与方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

　　[4]张少元.从“新闻真实”到“符号真实”[J].传播与版权，2015（4）.

　　作者:雷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