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发表新时期底层写作对“女人进城”的苦难叙述

分类：文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5-05-27 16:29 关注：(1)

　　这篇文学论文发表了新时期底层写作对“女人进城”的苦难叙述，文学论文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底蕴，需要作者熟知一些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论文怎样才能写的比较有价值呢?文史论文发表要包含表现手法、艺术特色以及文学价值，作者需要对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和文学团体 有所了解，从文学现象的兴衰过程，时间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做思考。除此之外要懂得文学的本质、写作手法以及拥有鉴赏文学的能力，发现其内部规律和创作手法，对美的本质特点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探讨，还要有不错的审美观。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女性也离开了乡土，涌入城市，她们或夫唱妇随，或独闯天下。然而，她们进城后却很难融入城市，处于边缘生存的状态。生存空间的逼仄、人性欲望的压抑、精神生活的孤独，加上无处不在的歧视和欺诈，使女性成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她们往往比男性有更多的悲伤和凄苦，其悲剧形态也更加复杂。这些底层女性的悲剧，是城乡二元结构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自然进入了底层写作的视野，成为新世纪文学不可忽视的题材领域。

　　一、尴尬的边缘生存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过去那些习惯于固守田园的乡下女人也开始涌入城市，“到城里去”给了她们新的生活希望，城市成了她们的淘金地。然而，在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中，这些离乡进城的女人，作为是城市的“闯入者”，面临着身份的困惑和生存的尴尬。

　　滕肖澜《美丽的日子》(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描写来自江西农村的美丽女人姚虹，在丈夫死后，扔下了未满十岁的女儿满月，到上海来相亲，为了当上城里人，她不惜给媒人送红包，隐瞒自己老家有个女儿的事实。而对方却是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年纪也近40岁了。就因为对方是上海人，有户口，有房子，姚虹费尽心机要嫁给他，要成为上海媳妇。为了过上城市里人的生活，姚虹不得不在未来婆婆的面前卑躬屈膝，不顾人格和脸面去讨好、巴结，甚至假装怀孕逼对方和自己结婚。

　　但婆婆却对姚虹存有疑心，反对儿子与她结婚。两个女人之间，经历了一场勾心斗角的较量。最后姚虹击败了婆婆，如愿成为了上海媳妇，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上海人，并且算计着将来把女儿“满月”也接来。我们在这篇小说中无疑看到了婆婆和姚虹这两个女人身上伟大的母性，但更感慨姚虹尴尬的生存状态，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会给她带来幸福吗?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为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也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成为上海人，不得不以青春和爱情为代价，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残疾丈夫，岂不是和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样，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金钱的“奴隶”。

　　因为姚虹贫穷，因为她是乡下女人，她远离了人性的尊严和崇高，卑微而又尴尬地过上了上海媳妇的生活，这就是作家所揭示的生活的真实情状。

　　那些离开家乡，到城里谋生的打工女性，多半过的是为城里人所鄙视的边缘生活。她们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有沉沦，也有不甘堕落的挣扎。

　　迟子建的小说《零作坊》(载《北京文学》2003年第7期)就展示了一个乡下女人进城后的痛苦经历。

　　作品写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屠宰场的故事，充满了辛酸和无奈。老板娘翁史美，是个乡下女人，她离过婚，还有一个小孩。翁史美在婚姻失败后，离乡进城，在餐馆打过工，甚至还搞过传销，一直处于边缘生存之中。最后，她在城边开起了非法屠宰场，每天不停地非法屠宰牲猪，给猪注水，甚至把病死猪肉送进城里的猪肉批发市场。翁史美靠非法屠宰，造假坑人而生存，这种道德的堕落，有自身人格精神的滑坡，更有现实环境的影响。在她的周围，都是一些粗俗、野蛮的城市边缘人群，他们靠非法经营谋生，在都市现代文明的风景后面，充斥着造假和欺骗。翁史美每天都和那些粗野的屠夫为伍，生活在猪的惨叫声和血腥味儿中，还要受到良心的谴责，最后，非法屠宰场被曝了光，受到了查封，这对于翁史美来说，也许倒是一种心灵的解脱。

　　“文学应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1]在底层写作中，作家对这些来自乡下的女人，给予了更多的人文观照，对于她们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精神的痛苦，以悲悯的情怀，进行了深刻地表现。底层写作在关注这些进城的乡下女性的同时，还“以平民意识和人道精神对于灰暗、 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质疑和批判，揭示底层人物的悲喜人生与人性之光。” [2] 女人进城，并没有改变她们的身份和命运，她们只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悲剧女性，充满着精神的苦闷和情感的寂寞，而城里人的鄙视，又带给她们心灵的创伤。生活的重负，使这些女性不得不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挣扎。

　　二、乡村伦理的沦落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商品经济大潮已冲破了城乡之间的樊篱，传统的乡村伦理在都市商业文明的冲击下，正在日渐衰微。离乡进城，使过去一直生活在封闭、落后环境中的乡下女性，置身在充满竞争压力和欲望诱惑的都市中，她们心中难免不安、迷茫，在乡村生活中所获得的那些关于女性所要遵守的伦理观念正在坍塌。都市外乡人卑微的身份，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和脱贫致富的渴望，使她们在乡土的牵挂与都市的诱惑中承受了太多的心灵之苦。现实环境的恶劣、谋生的艰难，使她们靠诚实劳动致富的理想破灭后，乡村伦理也就沦落了。有一些人则在抗拒与迷失中放弃了固守身体纯洁的底线，以女性的身体作为生存的资本，追求虚荣和物质的满足，沦落在欲望的深渊中难以自拔。“如果说男性农民工在城市里只能作为劳动力出卖，那么女性农民命运更为悲惨，她们出卖的不光是劳动力，还有她们自己。”[3]

　　作家刘庆邦的作品，对女人进城后的“失贞”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深刻揭示了她们尴尬的现实生存。小说《家属房》(载《北京文学》1989年5期)是刘庆邦描写矿工生活的代表作品。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其艰苦的，还随时有丧命井下的危险。因此，挖煤的矿工多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长年在不见天日的井下挖煤，妻子不甘心在家独守空房，就来矿上探亲，在 “家属房”里与丈夫相聚，矿工们给“家属房”起了一个粗俗的名字，叫“配种站”。矿工“老嫖”的老婆小艾虽然是个乡下女人，却是一个有着好身材的漂亮女人，她领着女儿来到矿上，住进了“家属房”。在一次安全检查中，小艾被工会冯主席看上了，虽然她对冯主席有所警惕，但为了帮患有关节炎的丈夫调到井上，小艾还是去了他的办公室，结果失身于冯主席。小艾对于冯主席的引诱，开始是惶恐不安的，她不是主动求欢的女人。但矿工们的现实处境、对丈夫在外沾腥找女人的怨恨和“外头的女人都时兴开放”的环境影响，使她在犹豫中失身于人。然而。小艾并没有靠身体改变现实处境，最后丈夫“老嫖”在一次事故中丧了命，小艾也领着女儿回了老家。

　　小艾是值得同情的，她有自己的苦衷，虽然在失身于人的过程中，她也有借此改变现实处境的动机，但作为处于弱势的乡下女人，她对身体纯洁的放弃，也是被逼无奈的。

　　刘庆邦的另一篇小说《家园何处》里的乡村女孩何香停也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女人。她虽然与未婚夫方建中相爱，但来到城里后,在金钱的诱惑与现实的重压之下,很快就失身于一个姓张的施工队长,后来又跟上了包工头,最后沦落成了一个卖淫女。

　　李肇正的《姐妹》、王梓夫的《花落水流红》、阎连科的《柳乡长》等小说，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乡下女人进城后的不幸与沉沦，对她们给予了同情。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原本是纯朴、善良的乡下女人，她们进城后的沉沦，有内心的痛苦矛盾，有对命运的屈服，也有虚荣和物质欲望的诱惑，然而，卑微的乡下人的地位，残酷的现实环境，也是其走向堕落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精神之痛

　　在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农民进城已成潮流。然而，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又阻断了他们成为城里人的梦想，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却得不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平正义。那些进城的乡下女人，由于天性的善良、柔弱和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往往带有农民式的自卑心理，极容易受到侮辱和损害，迷失自我，走向沉沦的泥潭，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牺牲品。而早已在心中扎根的乡村伦理和天赋的良心又使她们内心充满着物质欲望与道德良心的冲突，受着精神的煎熬。

　　底层民众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但是，“比苦难更严酷的是这一群体的精神遭遇。”[4]城市生活的诱惑，日渐膨胀的物质欲望，无情地颠覆了农村社会所形成的常识认知和乡村伦理规范，从而使一些女人进城后陷入了道德沦落的悲剧，底层写作在对于乡下女人进城的苦难叙述中，并没有忽视她们的这种精神之痛。

　　迟子建的中篇小说《泥霞池》(载《北京文学》2010年第6期)中的小暖是靠婚姻进城的女人。她从农村嫁到城里，孩子三岁的时候，在博物馆当保安的丈夫因为误会，刺死了给小暖拍照片拿去展览的摄影师，被判了死刑。无辜的小暖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她被开小浴池的婆婆当牛马一样使唤。婆婆为了招揽生意，不仅让她屈辱地在泥霞池为那些顾客洗衣服，还逼着小暖去和有钱的煤老板睡觉，和管片的民警睡觉，也和电业局的、自来水公司的人睡觉，小暧以出卖身体来支撑这个小浴池。她卑微地生活着，每天面对的是婆婆的虐待、男人的取笑，连自己的儿子小贵都看不起她。

　　为了麻醉自己，她每次被迫与男人睡觉，都要用酒精把自己灌醉，都要砸东西，因为她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她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怨恨。

　　小暖吃苦耐劳，朴实、善良。她虽然有时自暴自弃，和那些男人睡觉，但她的内心有苦衷，有怨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说自己：“没长苦胆，不苦!”然而，她内心的无限凄苦却无处倾诉。小暖进了城，成了城里人，但她并没有得到幸福，反倒生活在无尽的精神痛苦之中，默默承受着命运的不幸。

　　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中的姚虹，虽然当上了上海媳妇，但她不仅要承受无爱婚姻的痛苦，也没有真正获得身份的认可，在婆婆的眼里，她仍然是一个卑微的乡下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内心同样充满凄苦。刘庆邦《家属房》中的小艾失身于冯主席，结果丈夫还是在事故中丧了命，小艾却要独自承担着道德的责任和内心的痛苦。

　　“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书写底层民众的思想指向和审美趣味。”[5]新时期作家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关注人生，关注底层人们的苦难。透过这些“女人进城”的悲剧性叙述，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迷失于城市环境中的乡下女人的心灵煎熬。她们的沦落并不是出于享乐，也不完全是出于身体的欲望，更多的还是生活环境所迫。虽然她们是乡下女人，但她们大多年青，充满生命活力，既要生存，要抚育子女，要背负沉重的生活重担，也有作为年青女性的人性欲望和情感需求，她们理应与光鲜靓丽的城市女人有着一样的独立人格。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她们却没有在城市里得到应有的尊重，既要为艰难的生存而出力流汗，又要忍受着无处不在的歧视和屈辱。她们想靠诚实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但却在一个又一个的现实打击下迷失了自己，换来的往往是更大的精神痛苦，她们的悲剧无疑是令人心酸生怜的。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进程，搅动了原本平静的乡村世界，“到城里去”成为当下农民的选择，他们“进城之后怎么样?”自然成为底层写作关注的题材。在城市边缘生存的乡下女性，除了和男人一样出力流汗外，还要坚守身体的纯洁和传统伦理，但她们卑微的身份和脆弱的心灵，又常常成为占据强势资源的男性猎取的对象，使她们在诱惑和现实压力下把持不住自己，陷入泥潭。但她们得到的往往是精神的痛苦和道德伦理的谴责，并不能靠身体的牺牲改变自己的命运。城市化进程正在冲击着中国的乡村世界，也侵蚀着传统乡村伦理，作为挣扎在都市底层的乡下女性，面对乡土文明和价值观的沦落，她们要承受更多的心灵痛苦和无奈。底层写作不能只书写苦难，还必须有深刻的现实批判和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雷达.不同凡响的底层叙事研究[J].小说评论.2010,(6):24.

　　[2]张韧.从新写实走近底层文学[N].文艺报，2003-02-25(3).

　　[3]陈晓军.当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精神心理的嬗变[J].小说评论.2010,(4):67.

　　[4]孟繁华.比苦难严酷的是精神遭遇[J].作品与争鸣.2008,(5):18.

　　[5]张丽军.论鲁迅与老舍的“底层叙述”[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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