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批评圈”与新时期文学

分类：文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8-09-18 10:53 关注：(1)

　　程光炜

　　摘要:新时期初期，“北京批评圈”批评家参与的几次重要的文学批评实践，展现了他们批评观念调整变化的过程。这种调整变化，不仅表现为批评家与历史关系的变动，同时也表现为他们批评观念和进入方式的分歧。实际上1985年后，由于文学批评分化的加剧，这个所谓的“北京批评圈”就不存在了。也因为如此，梳理这一阶段批评家的活动，就体现了对一段批评史的留存。

　　关键词:北京批评圈;新时期文学;知青文学;现代派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67;I207.4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18)01-0043-13

　　1977年到1991年出现的批评家群体，主要是“北京批评圈“和上海的“新潮批评圈”。“北京批评圈”是在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思想开明的批评家营造的民主自由氛围中涌现的，他们都或多或少与两位批评家有某种联系。批评家主要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大学、北京市文联等单位，有文艺干部、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上海“新潮批评圈”的崛起，他们的成长有赖于《上海文学》杂志、复旦大学、华东师大资深教授和批评家的提携与帮助，例如李子云、周介人、贾植芳、钱谷融和徐中玉等等。两座城市开放超前的文学环境，正是在新时期历史发展潮流中逐步展开的。仿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与上海两个文学“中心”的历史的重演，1977年以后当代小说批评的重担，再次落在了这两座城市的肩膀。如果说，1984年之前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的中心是在北京的话，那么自1985年开始的寻根、先锋文学的中心，则是上海。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新写实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中心，再一次转移到了北京，这个过程直至今天都是如此。概而言之，“新时期”小说批评的主线是围绕“批判‘文革’与走向世界”这个主轴而呈现发展的。新时期的小说，由此可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的小说潮流。

　　一、北京批评圈对王蒙、张洁和张贤亮的意义

　　“北京批评圈”是以解放思想和主张艺术探索展现批评特色的。作为“文革”和“伤痕文学”的发生地，这些批评家高扬着否定“文革”、呼唤人性和提倡文学主体性的三面旗帜，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他们开风气之先，勇于探索，成为文学批评最早的拓荒者，也对全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与“解放区批评圈”因政治因素而结缘不同的是，为文学“正名”的理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但这是一个由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组成的松散的批评联盟，隶属于三个不同的单位，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阎纲、何慎邦、雷达、曾镇南、季红真、张陵、李洁非、贺绍俊、潘凯雄、蒋原伦、吴秉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朱寨、洁珉、敏泽、刘再复、何西来、张炯、蔡葵、张韧、蒋守谦、白烨;北京大学的谢冕、黄子平;北京市文联的李陀;以及缪俊杰、张志忠和孙郁等。1979年后，从新疆返回北京的王蒙①、来自国家部委的干部张洁①和曾经身陷囹圄的张贤亮②，成为文坛上最活跃也最有特色的小说家。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张洁对爱情问题的探索、张贤亮在性与革命主题上的开掘，都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成为“北京批评圈”的主要关注点。

　　受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教授、硕士毕业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青年批评家季红真③，首先是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主题中定义张洁创作的意义的:“发表于1979年底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首先表现了政治正义感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分裂。男女主人公对政治信念的坚贞与对伦理关系一定程度的背逆，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伦理的思考已经摆脱了政治批判的结论”。其次，她认为张洁突破了知识分子“心灵世界”这个长期被封闭的禁区，重建了人性的主题:“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作家，张洁从最初的创作开始，就特别注意社会的文明化程度问题，长于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态。但是，在《有一个青年》中，她对文明的理解还只限于文化教养的表面层次，而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面，却已经非常大胆地触及了以婚姻爱情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关系。”批评家最后指出，张洁并不满足“打破禁区”这个初级历史阶段，而是以女性为表现对象孤军深入到人的情感的世界当中，作出了最可贵的探索。她的大胆举动不仅响应了20世纪80年代人性解放的热潮，更重要的是揭开了即将进入现代社会人性困惑的秘密，其后来的中篇《方舟》就是一个证明。对后来报告文学热中“婚姻问题”探讨，也是最早的启示:“女作家钟雨离婚后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和一个具有强大精神魅力的老干部发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后者却有一个虽没有爱情但也生活得很和谐的家庭。作者通过这种似乎大逆不道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婚姻关系中极普遍的反常现象:没有爱情的婚姻与不被理解尊重的爱情。由此剖析了某些社会伦理观念的庸俗陈腐，以及它对人们精神和美好感情的束缚。”这正是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众说纷纭的反响”的根本背景[1]。

　　刘再复认为灵与肉是的矛盾，是张贤亮小说的主要看点。“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更是一篇让人们心灵震颤的思辨性很强的作品。主人公张永麟灵魂的深度是当代文学中少见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他劳改释放后所经历的一段含辛茹苦的生活，是他的‘死魂灵‘重新复活和重新崛起的艰难历程。”“但是，他的灵魂新生之后又在另一个层次(更深的层次)上继续挣扎，这是‘肉’与‘知’的一场冲突，是在更高阶段上的灵魂的复活和崛起，这个崛起过程又是充满着痛苦的。”刘再复还注意到女人在章永麟灵魂复活中的特殊魅力:“马樱花那‘你还是好好读书’一句话，不仅扑灭了他的带着邪气的肉的意念，而且重新点燃了他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火焰，这是马樱花对他灵魂的进一步拯救。”[5](P176-177)其实，不属于“北京批评圈”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王晓明对张贤亮小说中的“男女关系结构”有独辟蹊径的深入分析。他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例指出:

　　二、知青运动与知青小说

　　20世纪80年代初叶，知青小说与右派小说一样，是当时文学界最活跃的两大小说阵容。正像右派小说背后有一个“反右运动”那样，没有1968年至1979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么知青小说不可能“文革”刚结束后就迅速登上文学舞台的。1968年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口号的风起云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能是上世纪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青年群体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影响最为深远的青年运动。“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从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①。

　　三、“伪现代派”及其批评

　　1982年，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在《上海文学》第8期发表《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公开鼓吹“现代派文学”。六年后，黄子平在《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发表批评“伪现代派”的文章《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这是“北京批评圈”介入“现代派文学”、也即后来更名为“先锋小说”的两个典型的例子。这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沉寂几十年后，北京的批评家率先把它重新引入当代文学创作最早的惊人之举。“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和争论，象征着“解放区批评圈”的历史终结。李陀、黄子平等新锐批评家的崭露头角，也表明以历史批评而见长的北京批评界，开始出现重大的分化趋势。这一切迹象背后，更代表着北京由以士绅为主体的传统古都向着以政治知识精英和工商科技精英为主体的现代化城市转型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3-4).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1978·10-1982·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曾镇南.惶惑的精灵———王蒙小说片论.文学评论，1987，(3).

　　[4]阎纲.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4).

　　[5]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