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教育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分类：文学论文发表 时间：2018-11-08 09:38 关注：(1)

　　□邓洪波　宗　尧

　　摘要:明代书院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当时代教育的鲜明特点：重视因材施教，强调按照学生的资质进行教育;重视德育和智育的协调发展，注重院生学习知识和涵养道德在举业中的统一;重视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注重生活化和通俗化。明代书院教育的这些特点，对于改变现代大学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弊端、发掘现代大学各学科专业课程的德育价值以及适应当今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要求，进一步开发现代大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书院教育;明代书院;现代大学;因材施教;德智并举;教育大众化;岳麓书院

　　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高校教育改革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明代书院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中不但注重因材施教和德智并举，还重视发挥书院在教育社会大众中的作用。这些无疑能为当今的高校教育改革提供诸多经验和启示。

　　一、学随资质：明代书院教育的因材施教

　　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1]。高等教育要想实现全面发展且兼顾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教育教学中必须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因材施教”指的是要充分考虑到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和禀赋差异等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以图实现每个人才能的最佳发展。明代书院在教授学生时强调要“各随资质”，就是“因材施教”的表现。因材施教在中国教育中由来已久。孔子在弟子请教时，就注重根据他们性格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以此对其行为加以鼓励或约束。《礼记·学记》中对因材施教的论述是“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这里的“博喻”指的便是“因学者之材质而告之”[2](p462—463)。

　　到了唐代，又有“顺木之天，以致其性”[3]的教育主张，也是强调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天性去引导其成才。从古到今，学校中学生的天赋始终不会处于同一水平，故而对其要求也应因人而异。针对学生在接受能力上的差异，明代书院强调生徒在读书学习时要各按其资质进行培养。所谓“学随资质”，就是在教育中不搞“一刀切”，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使学生能够根据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学习习惯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从而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明代书院教育主要围绕经、史展开。由于《四书》在明代科举考试中是必考内容，所以其在书院中的地位类似于现代大学的必修课;因《五经》可专修一经参加考试，而史书的作用在于辅翼经传，故它们的地位类似于现代大学中的选修课。但不管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明代书院都强调按照学生的资质进行教育。

　　明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在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约中规定：院生可先读《小学》，再读《四书》《五经》和明代御制书、史、鉴等，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读和读书应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强调“各随资质高下”[4]。与此类似，弘治年间，陕西弘道书院也规定院生无论是学习《易》《诗》《书》《春秋》《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还是学习《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续通鉴节要》以及《史略》《史断》等书籍，在诵读频率和强度的要求上都要随其资质高下进行，学生需各治一经，但其余四经可次第而观，如果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将《贞观政要》《唐鉴》《大学衍义》等书取来一阅[5](p1688)。

　　与现代大学以课程为中心的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方式不同，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更强调按照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其学习加以引导，重视发挥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性，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学习空间。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必须以人的自由自主为前提[6]。一个人只有在享有学习自由的前提下，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在学习可充分由自身支配的情况下，学生能够遵照个人的兴趣和能力去进行学习，这样自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学习的效率。明代书院强调学生读书学习“各随资质”，不对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做统一要求，还是着眼于对学生学习自主性与自觉性的培养。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完全是因材施教原则的体现。据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一书统计，在书院得到全面复兴的明代中后期，全国各省书院的数量与其进士及第者数量的相关性达到了91.18%[7]。这充分说明，明代书院“学随资质”的教育方式在培养科举人才上是非常有效的。

　　二、举业寓于德业：明代书院的德育与智育并重

　　德育和智育是人才培养的两大方面[8]。现代大学要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坚持德智并举。品德与才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人十分关注的问题。西汉时，董仲舒曾言“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9]董仲舒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有高尚的品德而没有智慧，那他就不知道怎样去施加善行;如果一个人只有智慧而没有高尚的品德，那他即使知道怎样去施加善行，他也不会去做。所以，董仲舒强调做人要“必仁且智”。北宋时，司马光对德与才关系的看法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10]他认为才能是品德的支撑，品德是才能的统帅，一个人应实现的目标是“德才兼备”。董仲舒和司马光都强调人的品德和才智的均衡发展，这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着力点，具体到明代书院教育中，就是强调“举业在德业中”，要实现举业和德业的协调统一发展。明代书院教育是在明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匡救官学浮躁的教风、学风和官学生员不重视自身修养的弊病。明代书院虽然反对院生过分沉迷于科举辞章记诵，但他们并不反对书院学生走读书应试之路。与官学不同的是，书院更重视学生对儒家经籍中所包含哲理的内省与感悟，注重学生“应举业”和“尊德性”的统一。

　　明代书院的智育主要表现在对科举之学的教育上。自隋唐以来，读书应举是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入仕做官、一展经纶抱负的必经渠道，书院对此亦洞若观火。嘉靖年间，湖南长沙惜阴书院在其学规中明确指出读书应举乃院生本务：“夫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不能舍耒耜以为力穑之具，而冀其有收，士岂可以舍举业取仕?”[11]万历年间，萧继忠在其所定湖北问津书院学规中亦言：“制举业为先资之言，正所以发挥圣贤道理，每会必出所肄业，共为衡量，匪独以中主司程度，亦以觇同学邃养。”[12]这同样是强调举业在书院教育中的重要性。由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和相关史籍为主，所以书院十分重视学生对这些书籍的学习和掌握，对其学习力度的要求也很大。

　　万历年间，河南百泉书院在学约中强调：“夫业广惟勤，天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故愿诸友之务勤也，经书子史，勉力青灯，日就月将，毋间久暂，勿以外务自挠，勿以多欲自昏，勿悻悻于一时而溃溃于异日，如是而纵横百家，翱翔六艺，学习斯充，青紫可拾矣。”[13]其核心就是强调院生要刻苦熟读经史以博取功名。同样在万历年间，江西白鹭洲书院要求“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工夫登簿内。或看经书若干，或读论、策、表若干，或看过《通鉴》《性理》若干，或看程墨及时艺若干，或看古文若干，各随意见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无忘之”[14]，乃是引导学生要持之以恒地学习经史书籍。除了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学生要不间断地勤学外，书院还广泛地通过督查、考课等方式来督促学生学习。弘治年间，陕西弘道书院要求教官于第二天定时检查学生前一日对经史书籍的记诵情况，在考试时要把《五经》与《贞观政要》《唐鉴》《大学衍义》等书结合起来出策论题，以考察学生对上述内容的掌握情况[5](p1689)。嘉靖年间，山东湖南书院规定对于平日必读必讲的经史书籍，除要对其进行考试外，还要每月逢三日作四书文与五经文各一篇，初六日作论一篇，十六、二十六日分别作策一道和表一篇，以观学生学习成效。各类文章作好后，教官要“亲笔改正，面论疵纯”[15]。从古到今，智力教育都是学校工作的重心之一，智育的展开以传播知识为具体表现。学校中对知识的界定因时因势而异，在明代书院中则主要指与科举应试有关的经学、史学知识。明代书院教育强调对经史书籍学习，正是重视智育的表现。

　　三、日用伦常，化民成俗：明代书院教育的社会化与大众化

　　明代书院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教育的对象由读书人扩展到社会各类人等，实现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明代书院教育之所以会扩展到社会上的平民，与王阳明在赣南平叛时对“民变”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正德年间，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平定乱民时意识到，虽然政府的武力能快速平定下层百姓的叛乱，但是并不能确保百姓不再作乱。如果只治乱不治心，那么平叛势必“按下葫芦浮起瓢”，匪患永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即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治理下层百姓之心，关键要让他们懂礼节、知善知恶，而“化民成俗，其必由学”[2](p456)。王阳明、湛若水等学者开始通过兴办书院来广泛地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图正人心而淳风俗。在王、湛等学术大师的带动下，面向平民传播日用伦常之学，成为明中后期书院教育中的普遍现象。

　　四、明代书院教育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明代书院教育留给现代大学的启示和思考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因材施教方面。现代大学教育以课程为中心，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主要以课程相维系，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现代大学多是大班教学，选修一门课程的学生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而一门课程的修习时间多为一学期或半学期，授课学生多和授课时间短的现实矛盾，使得任课教师很难对学生的兴趣和资质有所了解，故其课程也难以照顾到每个学生在认知上的特点和差异，更别提“因材施教”了。另一方面，在现代大学的考核及评价标准下，教师上课主要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量，学生上课主要是为了凑学分、拿成绩，稍有责任心的教师可以通过手中的“查勤”权力来督促学生上课，但是管得了学生“来不来”，却管不住学生“学不学”，最终考虑到自身授课效果的考评，大多数教师还要为学生划考试重点，教学不用说“因材”，就是“施教”本身应有的目的都不容易达到。

　　近年来，我国高校引进西方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度，强调为每个本科生配备专职导师来指导、规范其学习，这在弥补现代大学教育缺陷和实现对学生的因材施教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大学现有考核评价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导师在繁重的科研压力和频繁的社会应酬下能否做到对学生的有效监督和指导，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潘懋元.从“回归大学的根本”谈起[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4):1—2.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473.

　　[4][明]李龄.规示诸生八事[A].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2卷)[C].上海:中西书局,2011:640.

　　[5][明]王承裕.弘道书院学规[A].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3卷)[C].上海:中西书局,2011.

　　[6]张传燧,邓素文.自由自主:书院教育精神及其现代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05(1):5—8.

　　[7]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