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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特征对高新企业投资的影响

分类:文学论文发表 时间:2020-09-27 09:22 关注:(1)

  本文以股权激励为视角分析了国家文化特征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首先介绍了苏泊尔三次股权激励情况,然后从国家特征如何影响激励制度的选择和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水平两个层次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丰富了企业投资水平方面的研究,为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投资提供了借鉴意义。

国家文化特征对高新企业投资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文化特征;股权激励;投资水平

  一、引言

  国家文化特征是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不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作为主流思想影响中国人至今,儒家思想强调和谐主义、寻求稳定、规避风险,而西方国家则强调个人主义,敢于冒险和尝试新鲜事物。不同的国家文化特征都根植于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因此,本文以苏泊尔为例,从股权激励的视角来分析国家文化特征是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的。

  二、案例介绍

  (一)公司简介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自1994年成立,主要经营明火炊具、厨房家电和厨卫电器,是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炊具研发制造商。2004年于中国深圳交易所上市,成为了第一个上市的中国炊具行业公司。

  (二)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2016年苏泊尔与SEB集团签订了战略协议合作框架,达成协议以18元每股的价格向SEB集团定向增发普通股四千万股,截止2007年底,SEA集团实际拥有苏泊尔40.14%的股份,完成对苏泊尔的并购计划,苏泊尔从家族民营企业转化为中外合资企业。随后,SEB不断增持,直至2015年底,SEB集团共持有苏泊尔73.13%股份。改制完成后,由SEB集团驻派四名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并由SEB集团选派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长一职,公司的管理层结构由此发生变化。

  (三)苏泊尔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苏泊尔自成立以来先后实行了三次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如下:1.2006年7月实施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采用股权期权形式,共600万股,占股本总额3.41%;2.2012年6月实施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采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形式,分别是750万股和250万股,占股本总额1.3%和0.43%;3.2013年8月实施第三次股权激励计划,采用限制性股票形式,共580万股,占股本总额0.914%。

  三、案例分析

  (一)国家文化特征对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

  苏泊尔自1994年创立,作为中国传统的家族民营企业,其经营方式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影响。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特征会使企业避免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来激励和约束管理者,以免公司的股价会受到股权结构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同时采用股权激励方式会使得管理者持有公司的股份,这样对于阶级观念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企业而言,就意味着阶级距离将被打破。此外,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主义强调以集体利益优先避免个人利益的冲突,因此也会避免使用股权激励这一方式来激励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而SEB集团成立于1857年,创立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企业,自然也是深受西方国家文化特征的影响。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认为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个人可以努力去寻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主张个人之间的竞争来达到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的那样寻求个人之间的和谐,避免利益冲突。因此,在这样的国家文化特征的熏陶下,西方国家的企业更趋向于使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来激励管理者更好地工作来提高自身的利益。苏泊尔在2006年之前是典型的家族民营企业,但是在2006年苏泊尔与法国SEB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框架,协议约定苏泊尔将向法国SEB集团定向增发四千万股股票,同时在SEB完成对苏泊尔的并购之后,由SEB集团选派人员进入苏泊尔的董事会,使得SEB集团可以正式进入苏泊尔的管理层。2006年以前,苏泊尔还是完全的民营企业,董事会成员也都是中国人,受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并不倾向于使用股权激励来约束和激励管理者。而2006年以后,苏泊尔通过向法国SEB集团定向增发新股引入外资,由完全的民营企业转变为中外合资企业。SEB集团在完成对苏泊尔的并购后,苏泊尔内部的股权结构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实际控制人由创始人苏增福变为SEB集团。此外,SEB集团也向董事会中委派了新成员,致使董事会的成员增添了4名外籍董事和1名外籍独立董事,并且设立了专门的薪酬激励与考核委员会,这些都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与推行起到了促进作用。2006年以前苏泊尔并未施行过股权激励制度,但是自2006年以来,苏泊尔就曾于2006年、2012年和2013年三次通过并施行了股权激励计划,这无疑是与法国SEB集团进入苏泊尔管理层有关。这样激励制度选择的变化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对股权激励制度的选择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股权激励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

  根据利益趋同假说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后,管理者将会因此持有一定量公司的股份,管理者就享有了公司剩余权益的索取权,因此管理者的权益与股东的权益趋于一致,管理者会站在股东和公司的角度来选择投资方案,这样可以抑制管理者的投资过度和缓解管理者的投资不足。苏泊尔在2006年、2012年和2013年的股权激励制度赋予了公司管理者一定量的公司股份,这对企业的投资水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SEB集团自2006年进入到苏泊尔管理层当中,苏泊尔三次股权激励又分布在2006年~2014年这一区间,因此本文选取2005年~2015年为研究的时间段,对比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年度前后企业的投资水平变化,来观察股权激励制度对投资水平的影响。苏泊尔作为典型的家电制造业,投资主要体现在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研发支出这两方面上。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主要表现为购买厂房、设备机器和生产线上,因此可以可以用固定资产增长率来衡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家电行业中,技术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苏泊尔会加大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等研发项目的支出,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都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本文将通过无形资产占长期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变化。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增加是从投资规模这一角度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水平,本文除了从投资规模这一角度来研究企业的投资水平外,还将从投资效率来分析企业的投资水平,投资效率的衡量将通关经济增加值(EVA)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这两个指标来分析。本文剔除家电行业中2005年以后上市和2005~2015年间ST的公司,选取了8家上市公司(格力电器、小天鹅A、三花股份、美菱电器、盾安环境、青岛海尔、四川长虹和海信电器)取均值后与苏泊尔进行比较,对比结果如下图所示:图苏泊尔与行业其他公司相关财务指标的对比1.苏泊尔投资规模分析(1)固定资产增长率。从上图可以看出,2005年苏泊尔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是高于同行业的,表明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过度。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后,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逐渐下降,这意味着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使得企业投资过度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2011~2012年,苏泊尔固定资产增长率一路下降,与行业增长情况恰恰相反,苏泊尔的固定资产增值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了将近30%,说明企业此时固定资产的投资严重不足。这一情况直到2013年之后才开始好转,苏泊尔的固定资产增长率逐渐与行业水平相靠近,说明企业2012年和2013年的股权激励制度改善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2)无形资产、长期资产。从上图可知,企业在2005年的研发支出投资是低于整个行业水平,但是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后,可以看到苏泊尔与行业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说明股权激励制度对企业无形资产投资不足的情况有所改善。在2011年之前苏泊尔对研发支出的投资一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是2012年和2013年两次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改善了企业对无形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2.苏泊尔投资效率分析(1)经济增加值(EVA)。从上图可以看出,在2008年以前企业的EVA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但是从2008年以后一路飙升,与行业平均水平之间拉开了明显的差距,翻看企业报表得知是因为2008年开始才对2006年的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企业在2011~2012年EVA由原来一路上升的趋势转向下降,但在2012年和2013年再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后,企业的EVA再次出现了一路上升的良好趋势,并且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综上可以看出,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2)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根据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理论可知,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时,会出现管理者过度投资的现象,反之则会投资不足。由上图可知,2006年苏泊尔并没有因为资金充裕而加大投资支出。2013年之后,虽然苏泊尔自由现金水平低于行业水平,但是苏泊尔并没有大规模的削减投资支出。综上可以看出,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可以改善管理者过度投资过度和不足的现象。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国家文化特征对苏泊尔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发现国家文化特征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股权激励制度这一桥梁实现的。首先,国家文化特征会影响企业对管理者激励制度的选择,对于崇尚个人主义文化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制度,而崇尚和谐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企业则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其次,本文对比了苏泊尔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和未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年度,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过度和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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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冯晓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动机与效果研究——以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为例[J].财会通讯,2018(08):92-96+129.

  [4]李春玲,张雅星.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动态选择研究——以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为例[J].财会通讯,2019(32):86-90.

  [5]李端生,王晓燕.高管团队异质性、激励机制与企业研发投资行为——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经济问题,2019(02):58-68.

  作者: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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