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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样板戏”

期刊目录网戏剧论文发表2014-01-26 16:58关注(1)

  事实上,当论者们因为“样板戏”中的人性单一且过度理想化而否定其没有“人”时,已经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似乎高尚的人性、理想的人性就不是人性。在他们看来,“样板戏”中“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理想人性,是虚假的,骗人的。

  要平心而论“样板戏”,前提是得把“样板戏”和“样板戏现象”剥离,不要把“样板戏”和江青等人围绕“样板戏”所搞的一系列政治阴谋混同起来,不要把“样板戏”和极左的文艺政策及“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艺局面混同起来,甚至不要把“样板戏”和后来完全服务于某种政治图谋而匆忙臆造的几个“革命现代京剧”混同起来。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剥离,就是要从艺术暨戏剧艺术的角度,以能代表“样板戏”艺术成就的剧作为依据,评判“样板戏”。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样板戏”的排演集中了当时最好的技术条件(最好的演员、最好的编曲、最好的舞美等等),因而今天从“技术”(表演)的角度指责“样板戏”的并不多见,主要是在“观念”(思想意识、艺术品味)的层面否定“样板戏”。就目前来看,摆脱了政治情结的干扰而从艺术暨戏剧艺术的角度否定“样板戏”的意见,主要有两种:1.“样板戏”中没有“人”,其“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是虚幻的、概念化的,缺乏人性的真实性和丰富性;2.“样板戏”是无视京剧艺术特点的“瞎胡闹”,其所引入的革命斗争题材、西方音乐形式、现代舞美技术等等,破坏了京剧艺术的“韵味”。

  一、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否一定得有人性的丰富性?

  以是否具有人性的丰富性来衡量艺术形象的成败得失,是现行文艺批评的一个主流性标准。文艺理论中的“典型说”,是这一批评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文艺史上许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确实是具有人性的丰富性的。从亚里斯多德推崇荷马笔下集勇猛和柔情于一身的英雄,到黑格尔认为“典型”应具备“坚定性、明确性和丰富性”,都显现了西方文艺史上人们对此类艺术形象的赞赏和认同。这种源自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典型”创造及“典型”观,还被今人具体化为所谓美与丑、善与恶、刚与柔、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的“二重组合原理”。因而“典型”所具有的人性的丰富性,其实也就是人性的两面性。不难看出,这种注重艺术形象的人性的丰富性及两面性的批评标准,本来不过是源自西方文艺传统的一种批评话语。一方面,它虽然代表了西方文艺史上艺术形象创造的主流追求及评价,但并不能涵盖西方文艺史上所有成功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文艺史上的众多文艺派别,更是自觉地背离这种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实为人性的两面性)的形象追求。这一切在戏剧艺术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等固然可以说是丰富复杂的,但古典主义剧作中的人物,例如高乃依笔下的熙德和莫里哀笔下的达尔丢夫等,相比之下就难免简单片面及概念化。然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人们并不因此否定此类剧作及人物形象的成就,也不因此否定古典主义剧作在戏剧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兴起之后,人物形象的观念化、符号化就更为明显。例如梅特林克《群盲》中的牧师,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等等,哪里有什么人性的丰富性或两面性?这些剧作人物离人性的丰富性是渐行渐远了,但这些剧作在今天已被人们视为现代戏剧经典,现代主义戏剧所引发的戏剧观及美学观的变革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肯定。由此可见,尽管“典型”观或要求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的批评标准有着文艺实践的事实基础,并且一度是主流的文艺创作追求和批评要求,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亘古不变的永恒标准。

  “样板戏”确实没有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和两面性,它以“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排斥从自我出发的个人打算和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在剧作中体现为弘扬个人利益绝对服从集体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奉献牺牲准则,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取代了那些便于展现所谓“心灵丰富性”的男女情爱冲突,甚至主要英雄人物都没有配偶等等,连《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唱词“到夜晚,爹想婆姨我想娘”,也要改为“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这在那些以为文艺作品只有展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两面性才是“精品”的人看来,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简直是荒谬绝伦。然而如果展现人性的丰富性或两面性并非文艺创作唯一的、永恒不变的追求和标准,那么,“样板戏”为什么就不能采用服务于它自身表现意图的表现方式呢?既然萨特可以在《禁闭》中完全舍弃了社会性及生活事相设置出“绝对境遇”,安置三个符号化的人物在其中以显现他所谓“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哲学,贝克特可以在《等待戈多》中以两个更说不上什么人性的丰富性的流浪汉的无聊的等待,展示其所谓生存“荒诞”的道理,“样板戏”,为什么就不能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来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呢?!

  二、高尚的人性是不是人性?

  在“样板戏”的否定论者看来,“样板戏”中的人性不仅缺乏人性的丰富性,是片面的,而且以“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人性是过于理想化的,不真实的,因而它所弘扬追求的那种革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就是虚幻的乃至错误的。

  “样板戏”中“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有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见卓识、坚强品格和奉献精神。“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又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样板戏”试图以体现着高尚人性和人类美德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达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目的,坚定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并激发人们为此而奋斗牺牲。毫无疑问,具有如此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目的性的“高、大、全”人物,确实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凸显强化人性“应该”的一面而忽略人性“实际”上的形态。不容否认,“样板戏”中“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对集体主义的过度强调、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忽略个性及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倾向,其对人性的把握是简单片面的;对人类历史价值指向的理解是偏颇的;就现实的社会影响而言,也有其负面作用。

  然而文艺作品思想意识上的偏颇甚至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艺术作品的低劣。古今中外众多的文艺杰作,并不都是显现了“正确进步”的思想意识的。以戏剧艺术而言,象征派戏剧以渺小无助的人物形象图示人类受神秘命运捉弄的盲目(如梅特林克的《谁来了》、《群盲》等),荒诞派戏剧用猥琐而丑陋的人物形象演绎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情形,并将其夸大为全人类的痛苦和生存危机(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这些剧作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都片面荒谬,艺术形象不也虚幻空泛吗?如果在评判西方现代主义剧作时并不因为这一切就简单地否定其艺术成就及其美学意义,那么,对以“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一味地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样板戏”,为什么就不能采取同样公允的态度呢?

  当然不能说,“样板戏”中“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理想人性,已经是普遍的人性存在状态。但现实的革命斗争中无数英烈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表明这种高尚理想的人性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决非无中生有的空中楼阁;作为一种人性理想,它应当具有存在的价值并且能够也确实起到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以为“样板戏”中的人性过于理想化,缺乏普遍性和真实性,以此来否定“样板戏”,折射出当代文艺思潮中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以为文艺作品只有展现人性丑陋脆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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