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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论文瑞草芳华岁月有情――兼论张瑞芳的电影表演艺术

分类:艺术设计论文发表 时间:2016-03-17 10:50 关注:(1)

  这篇民间艺术论文发表了瑞草芳华岁月有情,探讨了张瑞芳的电影表演艺术,张瑞芳是一位具有实力的表演艺术家,她塑造的角色在很多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中国的电影事业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间艺术论文

  提要:作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话剧表演和电影表演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仅就其电影表演而言,她所塑造的“李双双”等一些经典艺术形象,不仅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而且还活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其表演首先建立在对剧本和角色的认真钻研与深刻理解之基础上,她不仅深入了解和感受剧作所描写的生活状况,而且真切体验和把握其要饰演角色的思想情感;同时,她还注重从生活中提炼出一些独特的表演细节,以丰富自己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和技巧。她对表演中真情实感的重视和追求,则始终贯穿在其电影创作的生涯之中。她在长期创作中积累的艺术经验,已成为后来者学习、借鉴和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民间艺术论文,张瑞芳,电影表演,钻研剧本,深入生活,真情实感,精益求精

  一

  今年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从影70周年。提起张瑞芳,不少观众立刻会把她和电影《李双双》里那个性格爽朗、泼辣能干的妇女队长李双双等同起来,并认定她就是“李双双”。是的,正因为张瑞芳在影片里的精彩表演,才使这一人物形象在银幕上活了起来,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并成为新中国银幕上的经典艺术形象,长存在观众的记忆里。

  张瑞芳早年主要从事话剧表演,抗战期间活跃在大后方重庆的话剧舞台上,主演过许多颇有影响的话剧作品,塑造过一系列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人物形象。为此,她曾和舒绣文、白杨、秦怡一起被称为当时话剧界的“四大名旦”。她从40年代初开始走上银幕,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电影表演为主。在此期间,她曾先后拍摄了《火的洗礼》(1940)、《松花江上》(1946)、<南征北战》(1952)、《三年》(1954)、<母亲》(1955)、<家》(1956)、《凤凰之歌》(1957)、《三八河边》(1958)、《聂耳》(1959)、《《李双双》(1962)、《李善子》 (1965)、《年青的一代》(1973)、《大河奔流》(1978)、《怒吼吧,黄河》(1979)、《泉水叮咚》《1982)、《T省的84、85年》(1986)等一系列影片。若论其电影创作的数量,虽然尚不能和当下一批高产的中青年演员相比,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演员相比,则不能算少。同时,这些影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影片还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作品,而张瑞芳生动真切的表演则是这些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受到了多方面的好评。

  例如,对于她在《松花江上》这部影片里的表演,评论界就曾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张瑞芳的表演,真挚、细致,在体现角色时,具有丰富深厚的内心世界、准确鲜明的形体动作和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切动人。她在《松花江上》扮演的孙女一角,就发挥了她这些表演特色,创造了一个善良、朴素的北方农村少女的真实形象。”又如,《李双双》是她电影表演的代表作,她成功地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热爱集体、泼辣爽直、敢爱敢恨、坚持原则的新颖的农村妇女形象,使之在中国当代电影人物画廊里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为此,她的表演受到了表演界、评论界和观众的赞誉。影片上映之后,《大众电影》编辑部曾邀请赵丹、江俊、王丹凤、白穆等一批著名演员座谈《李双双》的表演艺术,由著名导演沈浮主持,大家认为“真情实感是张瑞芳同志在表演上的主要特点。不论是和孙有婆吵架时回答喜旺‘我?公社社员’,还是讽刺孙有婆‘拿社里的东西手长一点儿’,不论是在选举记工员会上当众揭喜旺的底,说‘我会洋号码还是他教的’,还是小两口儿争吵怒冲冲将包袱掷向喜旺;……演员和角色都融为一体,张瑞芳演来真实、朴素,既不过火也不‘瘟’,情绪饱满,理直气壮,还带有一股犟劲。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农村妇女,活生生透明剔亮水晶人儿似地站在我们面前”。对于张瑞芳塑造的“李双双”这一角色,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曾有这样的评价:“张瑞芳从影多年,曾在银幕和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中国农村妇女角色。李双双是她表演艺术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作,也是她给新中国银幕奉献的一个独具风姿的艺术形象。”这一人物形象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并经历了时间的筛选和考验,具有长久的美学生命力。由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她获得了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此后还被评选为“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再如,对于她在《大河奔流》中的表演,也得到了一些评论的肯定,认为:“张瑞芳同志扮演的李麦,不仅在前述的一些动人场次中给人深切的感染,就是在船上叙家史这种很容易处理得沉闷、刻板的场面,也都感情充沛,有声有色,显示了一个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艰苦探索。”通过上述一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她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的一些银幕形象所产生的影响、所受到的关注与好评。

  新世纪以来,张瑞芳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肯定和表彰。例如,她于2003年获得了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终身成就奖”;于2005年获得了国家人事部和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受到了隆重表彰。同时,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组织评选的“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优秀影片”的评选中,她主演的影片《南征北战》和《李双双》同时入选。此前,她已入选由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组织评选的“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列。2007年,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她获得了“华语电影杰出成就奖”。同年,她又获得了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作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话剧、电影和电视的创作领域里,都留下了辛勤探索的足迹。特别是在话剧表演和电影表演两个方面,她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中国话剧史和中国电影史上,她所塑造的一些经典艺术形象,均已留存下来,不仅载入了史册,而且还活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她在长期创作中积累的艺术经验,也已成为后来者学习、借鉴和研究的对象。

  梅朵在为张瑞芳的文集《难以忘怀的昨天》所写的序《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家》里曾说:“她是几十年如一日,把艺术当做生命,把生命献给理想。”这几句话十分简洁、准确地概括了张瑞芳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可以说,张瑞芳的一生是献身艺术、探索艺术的一生,她经历了从爱好演戏到学会演戏,从业余演员到专业演员,从话剧演员到电影演员,乃至从演员到导演的这样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在此,笔者着重对其电影表演的成就和经验做一些评析。

  二

  从表演艺术对演员的要求来看,张瑞芳从外形到内在气质都有自己的个性魅力,也有一定的表演天赋。虽然她没有专门学过表演和系统地接受过表演艺术的训练,但从小对表演艺术的爱好,使她热衷于演戏,并在演出实践中学习表演,逐步掌握了表演技巧,不断探索表演规律。为了能成为一名优秀演员,她既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本色演员”的范畴之内,也没有满足于已有的天赋条件;而是努力克服自身的一些局限和不足,不断扩大表演艺术领域,在多样的性格世界里努力开拓,大胆创新,从而在舞台和银幕上较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在具体的表演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简括而言,张瑞芳的表演首先建立在对剧本和角色的认真钻研与深刻理解之基础上。她认为:“剧本是基础,是一部影片成败的关键。”为此,她非常重视对剧本的钻研、理解和对角色的认识与把握,并以此作为自己表演的基础。她说:“演员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反复钻研剧本,通过字里行间,能使自己在视像里看到未来影片和角色的影子,这才有了在银幕上塑造鲜明形象的先决条件。”她在创作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正如梅朵所说:“她拿到剧本的第一件事,就是熟读剧本。她从来不是只看与自己有关的章节,而是熟读全部作品,一遍、两遍、三遍,从而使自己真正感受到人物活动的背景、总体的艺术气氛、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她在全剧中存在的意义……从而逐步使人物形象在心中浮现。”由此开始产生了创作的激情,进入了创作的状态。其电影创作的实践证明,这一方法对她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例如,在拍摄《松花江上》时,她不仅直接参与了剧本的创作,而且还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在大家对剧本的故事酝酿讨论之基础上“由我写出了一千多字的梗概,经大家补充后,金山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剧本。当时因为人手紧张,我把誊写导演用的分镜头台本的任务也担当下来,并根据导演对镜头的设想,和我自己对人物的想法,将主要场景的画面和人物姿态也画在分镜头台本上。因此在电影还没有开拍之前,我对整个影片和我的角色,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视像”。正因为她心中有了未来影片的全局,对人物形象的定位和人物关系的发展都有了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在影片拍摄时就较容易进入规定情景,对角色感情的把握有较强的分寸感,表演时就能从容自如。又如,在拍摄《母亲》时,她一开始“是流着泪初读了《母亲》的剧本的,记下多处使我动心的地方”。此后在剧本的修改过程中,她又“一次次根据修改后的剧本落实我的人物形象,使她不要脱离剧本提供的轨道。在揣摩剧本的时候如果有了好的设想,我也记下来提供给导演参考。我认为有利于人物发展的地方,就力争保留下来不要删去”。同时,她“一次次看剧本就努力想象未来电影的场景,并努力使自己不要被那些抽象的、表达不出来的文学性的描写所迷惑,而着重人物在规定情境里的活动和感受。因此,我有时看一场戏可以在字里行间停留许久”。正是通过阅读剧本时的推敲想象,使她不仅对自己要演出的每一场戏都很熟悉,对自己饰演的角色之性格和内心有了较准确、深入的把握;而且也在想象中看到了别的人物在自己角色身边的各种活动,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这就为镜头前的表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李双双》的成功,首先也在于她对剧本和角色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最初,当她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李��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时,不仅非常喜欢,而且产生了创作冲动,心想“如果这小说改成电影,我多么愿意演这个李双双啊!”当李��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确定由她饰演李双双以后,她立刻进入了创作状态,在随摄制组到河南林县深入生活并拍摄外景戏时,她“和社员交朋友、同劳动,在生活里捕捉角色的影子;阅读李��的小说集,揣摩作者的风格;看有关描写农村的文艺作品,从间接生活体会中丰富对农村环境和人物的想象;反复研究和熟悉剧本,使视像在剧本的字里行间活跃起来”。由于对剧本的钻研非常深入,所以不少细节该如何表演都做到了胸有成竹。就拿李双双的“笑”来说,张瑞芳根据剧本统计排列了一下,共有二十多处。“把这么多笑排在一起,就使我便于研究比较,琢磨双双在不同的情境下,为什么笑?对谁笑?怎么笑才更好?根据这些‘为什么’,再进一步揣摩笑的声调、分寸和色彩。尽管这些笑的动作细节,是在拍摄时接受现场刺激的自然流露,但经过事先的研究琢磨,更有把握显示人物性格,增强感染力量。”显然,正因为她在研究剧本的基础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表演时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使李双双的银幕形象栩栩如生。

  由于有时候个人对剧本和角色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所以张瑞芳非常喜爱和推崇“集体钻研剧本”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相互启发,取长补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剧本和角色的理解。如在拍摄《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李双双》等影片时,正是通过大家对剧本的钻研讨论、集体对台词等,使她对剧作的主旨、情节和细节烂熟于心,人物形象也已在心中清晰地浮现出来;故而一旦当她进入了实际表演状态,就能使表演准确到位,较好地表现出角色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使之丰满传神。

  其次,张瑞芳在表演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导演和其他演员进行交流探讨,善于在艺术碰撞中萌生和捕捉新的灵感,激发出创作的激情。她认为:“没有真正的交流,就很难谈到感染与适应。只有真正的交流,才能唤起内心的真实感,引发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秘密,加深动作的意义,使表演变得真实可信、顺畅自如。”正因为如此,所以她“非常看重并且依靠对手给我的刺激和交流来获得准确的自我感觉的,并且时时刻刻想引起对方的反应”。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她使自己的表演既符合导演的总体艺术构思,也能为其他演员所了解和接受,并激起对方相应的反应,从而使大家的表演能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一种和谐融洽的艺术风格。例如,在拍摄《聂耳》时,她和赵丹合作默契。尽管这是她和赵丹唯一的一次合作拍片,但通过大家共同探讨,彼此交流适应,所以很好地完成了郑雷电和聂耳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拍摄《李双双》时,她不仅跟仲星火在相互交流和刺激中,共同完成了李双双和孙喜旺这一对夫妻的形象塑造;而且跟影片的导演鲁韧也有很多交流探讨,有时甚至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吵。她曾说,在整个拍片过程中,“我和他对谈、对吵、对气、对乐”。为了确保影片的艺术质量,大家能坦诚相见,各抒己见,在不断交流探讨中逐步达成共识。由于电影是一种集体创作的作品,所以主要创作者通过交流探讨而达成的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张瑞芳在表演中的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三

  张瑞芳深知,对于演员来说,深入生活、理解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艺术创作之源泉。因为演员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塑造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人物形象,所以就要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和了解,只有这样,其表演才会符合生活的真实,才能塑造出形神兼备的典型形象。她在《火的洗礼》中的表演之所以不太成功,除了因为还没有熟悉电影表演的基本规律之外,还因为对其所饰演的角色――女特务方茵的生活和内心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为此,从拍摄《松花江上》开始,她就非常重视深入生活,注重扩大自己的生活积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表演充满生活气息,符合生活的真实。例如,《南征北战》是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也是她在银幕上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的开端。最初,因为缺少必要的生活积累,所以她对于饰演赵玉敏这样一个在老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女民兵队长感到“心虚”和难以胜任。随后,在八个月的深入生活和外景地拍摄中,她逐步了解和熟悉了老解放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心里逐渐有了底气。这一过程正如她自己所说:“使我对戏中的规定情境和人物关系,以及她们的精神面貌增加了许多直接、间接的形象积累。实际上我是在做着缩短距离、接近角色的必要准备。”同时,她开始较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举止行动和精神面貌,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更有泥土气息,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妇女干部。为此,当她回到厂里拍摄内景戏的时候,其表演已经进入了较自如的创作状态,从而较好地完成了赵玉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如,《母亲》原定由舒绣文饰演母亲的角色,后因她突发心脏病,遂由张瑞芳顶替。她既感到突然,也知道自己和角色之间的差距。为此,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唐山煤矿深入生活,既和摄制组其他成员一起下矿井,听矿工们介绍当年的凄惨生活;又重点接触了革命老妈妈王老大娘和马五婶,了解她们的事迹和品格。由于张瑞芳的母亲也是编剧海默构思剧本时的原型人物,所以她又特地去了北京,将自己的母亲也作为体验生活的对象。她念剧本给母亲听,并要其细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在许多关键时刻的思想活动。由此使她对剧本描写的生活内容和角色的心理活动等,有了许多感性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对于张瑞芳来说,每一次深入生活都不是浮光掠影或蜻蜓点水式的去转一转、看一看,而是真正融人生活,不仅深入了解和感受剧作所描写的生活状况,而且真切体验和把握其要饰演角色的思想情感。同时,她还注重从生活中提炼出一些独特的表演细节,以丰富自己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和技巧。例如,她为了在影片《三年》里演好一个纱厂女工干部赵秀妹的角色,就深入到纱厂和工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具体感受和了解党员干部是怎样进行领导工作的,就日夜跟着工厂党支部的有关领导处理各种问题。正是通过对纱厂生活的实际观察、了解和体验,她不仅把握了纱厂女工的精神气质和思维逻辑,而且认识到“匆忙的步态”是体现其工作状态和精神气质的重要细节:“她们服从工业大生产的节奏.时常在车间的打蜡地板上小跑步;她们匆忙地上班,又匆忙地下班赶路;她们时常抱着手臂从暖和的车间里一路小跑到饭厅。”为此,她把这一细节有机融会在自己的表演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她还举一反三,把这一动作细节运用到其他影片的表演里,“以后在每部影片里,我都不放过对步态的注意和选择。演《母亲》时,我特别注意各种老年人的步态,有时在路上我就有意地跟在她们背后合着她们的步调。在《李双双》里,我选定一种甩甩搭搭满不在乎又自得其乐的基本步态。导演鲁韧同志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这副样子,后来说你这样‘叮铃甩挂’(土语)的走路样子很适合李双双。在《大河奔流》里作者写明李麦是一双大脚走路像男人一样。我住在‘北影’宿舍(这影片是‘北影’的任务),早晨起来就以半小时的时间大步绕厂一周。平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步态习惯”。显然,生活给了她创作的启迪和灵感,她也善于从生活中捕捉一些凸现人物性格的细节运用在表演之中。

  张瑞芳曾说:“我觉得演员要像一个海绵体,善于从生活里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知识,懂得更多的人情世事,知识太少,安于闭塞,脑子里便缺乏丰富的想象力。生活里与人相处.要拿心换心,坦诚交流,久而久之,视像和想象能力就会丰富起来。生活积累越多,相互比较研究,再到生活里去就更容易吸收和加深体会。”正因为如此,所以她重视每一次深入生活的机会,重视与角色的生活原型交朋友,重视以生活的各种元素来不断丰富表演的内容和技巧。譬如,在拍摄《三八河边》时,她和影片中的人物原型――安徽省的全国劳模陈淑贞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陈淑贞的母亲也将张瑞芳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将陈淑贞一冬挖河穿过的旧棉袄拆洗好,补好给我穿,成了我第一次出场时最满意的服装。连头上包的一块补过的毛巾和手做的鞋子,也是陈老大娘给我的。这些带着主人劳动烙印的服装,有效地帮助我获得了对人物的信念;加上我逐渐熟悉了陈淑贞的音容笑貌,和她待人接物的方式,使我身上也无形之中出现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张瑞芳在外形和气质上缩短了与人物原型的差距,其举手投足不仅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而且使其在银幕上的表演也更具真实的生活气息。同样,在拍摄《李双双》时,她也和影片中的人物原型――河南林县城关公社宋家庄大队的刘凤仙成了好姐妹、好朋友。在深入生活期间,她不仅学会了许多农活,而且还学会了纳鞋底、缝被子、擀面条等家务活,并具体体验了当一名妇女队长的生活,这就为她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李双双的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张瑞芳和她俩的交往与友谊并不局限于拍片期间,而是一直延续了下去。这种长期的交往与友谊,则成为她了解农村生活和农村妇女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她的艺术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四

  张瑞芳在艺术创作上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每一次演出、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力求精益求精,绝不懈怠马虎。她说:“对于演戏,我一向比较认真。演舞台戏的时候,不管演出多少场,多么疲劳,我不会偷工减料,否则我的情绪就难以继续。”拍电影也同样如此,她不仅事先认真钻研剧本,做好充分准备;而且拍摄时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动作都力求真实完美地表现出角色的情感和性格。例如,在拍摄《火的洗礼》时,有一场戏要她立刻显示激情并流泪,但在嘈杂喧闹的摄影棚里,她对着镜头哭不出来。导演要化妆师为她滴眼药水,她摇头拒绝了。她事后说“我自认在舞台上善于动真感情,怎么能在镜头前弄虚作假呢?”(2¨为此,她一方面经过心中的酝酿,另一方面也因为处于急窘交加的境地,所以一下子哭了出来,完成了这一镜头的拍摄。这种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拍摄的态度,以及对表演中真情实感的重视和追求,始终贯穿在她电影创作的生涯之中。她说:“我认为在电影表演上,什么是最美的?我想应当是最‘真’才最美,这个‘真’就是最能将人物在那个特定情景中最准确的感情和动作表达出来,这是美的最重要的前提,但镜头的形象要求也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追求艺术表演的真实性,力求在表演时表达最真实的感情,塑造最真实的人物形象,乃是她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为此,在拍摄《南征北战》时,因为赵玉敏的服装是从上海定做的,边角挺括、领子浆得很硬,她觉得穿在身上不够真实,便把衣服拆洗了重新缝过,让它像自制粗布衣服的样子。在拍摄《母亲》时,由于当时化妆材料和化妆技术都较差,无法使她在容貌上变成一个老年妇女,而要求她从神态和体态上逐渐显出年轮的老迈来;所以她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观察和模仿老年人的一举一动,甚至有时走在街上,也会尾随着某个路过的老太太,模仿着她的步态跟她走一段,还要注意不被人家发现。正是这种刻意“求真”的态度和做法,确保了其银幕形象的真实感。傅雷曾说:“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花多少劳力,用多少苦功,拿出多少忠诚和热情,就得到多少收获与进步。”张瑞芳在电影表演方面的成功,就很好地诠释了傅雷的这一段话语。

  艺术表演虽然注重于实践,但是,也不能忽视对实践经验的认真总结和对表演艺术理论的学习把握。显然,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探讨,掌握规律,才能不断提高表演技巧。为此,张瑞芳非常注重创作经验的总结思考.力求从中探索和把握一些基本规律。她平时养成了记创作笔记的习惯,在演戏或拍片中凡有所得所思,她都会记录下来。有些影片拍完以后,她还进行了较系统的回顾探讨,力图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在完成了《李双双》的拍摄以后,她所写的《扮演李双双的几点体会》的总结文章,既朴素、生动,又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由于她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很新颖,涉及到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以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被同行专家称为“实在是谈表演艺术的少见的好文章!具体、生动,解决问题”。

  1979年底,她应邀去上海戏剧学院讲课,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艺术道路和具体作品来谈创作经验。这次讲课使她有机会较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后来,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在《戏剧艺术》杂志上连载,并成为其文集《难以忘怀的昨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章既叙述了其主要作品的创作实践之过程,也体现了她对表演艺术的一些理论思考,是很好的艺术创作经验之总结。

  五

  张瑞芳在表演艺术上这种锲而不舍的探索与创造精神,以及她在话剧和电影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与其理想追求分不开的。古人日:“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同样如此。

  张瑞芳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艺术方向,她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客观环境的熏陶与影响,使她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并始终紧随时展的步伐,与人民大众共命运。她1935年在北平艺专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魂此后她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她没有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当一个旁观者,或去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而是作为一个爱国的“民先”队员和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文艺战士,随“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奔波演出,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战,另一方面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看到了普通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此后,她又活跃在重庆大后方的话剧舞台上,成为进步戏剧运动的骨干,注重充分发挥戏剧艺术的宣传、鼓动作用,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了一份力量。抗战胜利以后,她则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与金山一起去东北接管敌伪的电影制片厂,积极拍摄进步影片,为战后进步电影创作的勃兴奉献了优秀作品。

  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当她于1938年在重庆入党以后,不仅有了更加明确的人生目标,而且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其政治上也日益成熟起来。不久,她又成为周副主席直接负责联系的秘密党员,可以直接聆听其教诲,这就使她的成长和进步更加迅速。特别是周副主席向她提出了“做共产党的好演员”的要求以后,这一要求便成为她努力奋斗的目标。几十年来,她时时刻刻以这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朝着这一目标奋进。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困难,她都没有迷失方向,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

  当然,她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点杂念和动摇,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她曾萌生过改行的念头。产生这一念头虽然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但其心理因素则是害怕演真正的工农兵人物,担心自己演不好,会失败。她知道自己虽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因为生活经历所限,对工农兵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周恩来总理时,非但没有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和支持,还受到了批评。为此,她及时进行了反思,感到自己既然已经下决心要做一名党的好演员,那就应该努力去熟悉新的艺术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她事后曾说:“总理的眼光和三个字的责备使我震惊,我立即打掉了改行的念头,决心以后不管怎样,我也要从头做起,一定要使自己和新的时代合拍起来,和新的描写对象熟悉起来。”此后,她不断深入生活,增加生活积累,努力在银幕上塑造新的人物形象,从而完全适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

  无疑,张瑞芳在电影表演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与周总理对她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正如她自己所说:“自从新中国成立,我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之后,我拍的每一部影片,不管好坏周总理几乎都看过,回想起来,他鼓励我的,多是我能投身到现实生活里,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戏。尽管我在表演上存在不足,他也会说:‘有点样子了,你应当再努力下去。’当我为演这样的戏感到吃力不讨好的时候,他对我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他像不像。’他喜欢李双双这样的人,因为她是胸襟坦荡、一心为公的。在生活里,他也鼓励我要敢讲话、讲真话……”这种关心和鼓励成为张瑞芳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即使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当她被关押、受批判、遭侮辱时,她也没有向“四人帮”的淫威屈服,因为她每天都在心底里与周总理对话;也正是这种对话支撑着她,使她坚信动乱岁月终将结束,未来的前途是光明的,故而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既不能屈服,也不能动摇。

  如今,当她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和荣誉,特别是获得了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时,心中最想告慰的还是周总理:

  从他第一次面对面要我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到第二次为我想改行的犹豫不决“哼”我一声,我才有在这条路上披荆斩棘走过几十年的结局。现在,我人虽站在舞台上面对向我热烈鼓掌的同行朋友们,说着感谢大家的话,心里同时在问:“总理,同行们给我做过鉴定了,您认可吗?”

  近年来,张瑞芳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和桂冠,是对她几十年来在电影表演艺术领域里勤奋工作与显著成绩的充分认可和肯定,倘若周总理在世的话,也一定会为她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面对众多的荣誉,张瑞芳当然觉得十分欣慰,因为她没有辜负周总理和广大观众的期望,没有虚度人生。但是,她同时又感到颇为不安,觉得祖国和人民给予她的太多了,而她自己做的太少了。“我只是一个听话的演员而已,谈不上有多么大的成就。”这是张瑞芳经常说的一句话。每当她回首自己的艺术道路和创作实践时,总觉得有一点遗憾,她说:“扪心自问,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拍的片子数量较少,还不到20部。现在的年轻演员上戏的频率真令我们这一代老演员羡慕,他们几年拍的片子比我们一辈子拍的还多。”是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张瑞芳的这种遗憾,是时代造成的。特别是在她表演艺术进入了成熟时期后,却被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让她荒废了十年宝贵的时间。显然,这并不是她个人的责任,因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被耽误了。然而,与同辈演员相比,就其创作数量和艺术成就来说,她无疑是佼佼者。

  总之,从一个业余演员成长为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从一个懵懂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张瑞芳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无疑,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她的舞台银幕生涯,她的成长道路和奋斗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

  推荐期刊:《福建艺术》(双月刊)创刊于1960年,由福建省艺术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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