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发展新策略运用

分类：思想政治论文发表 时间：2017-01-20 09:33 关注：(1)

　　科技发展对社会发展管理有什么要求，要如何来建设新思想政治模式，对于现在社会发展道路改革上又有什么要求等等，这是本文所要讲述的问题。文章选自：《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同类优秀杂志信息整理收录。本组稿中心并非杂志社官方网站!本站仅为客户提供本类同级期刊发表相关渠道和相关信息的中介服务。文章是否采用以杂志社的官方通知书为准。

　　摘要：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一种相对独立和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与经典理论或西式道路有着较大的差别与不同，没有什么可资借鉴的地方，可以说完全是在一块理论与实践的“空地”上构建，且要面对极为复杂与不利的内外环境。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诸多问题难以把持，诸如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生存问题、经济问题、理论问题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它的演进。问题的核心就在其将社会主义建设与其历史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有机地合理地结合度上，不易控制。

　　关键词：东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战略,政治研究,政治论文

　　一、首发的客观性、特殊性与选择性

　　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是附生在马克思主义里的，它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就将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基本法则、过程与趋向明确地揭示出来。尽管它是以近代西方为个体，但其推导出来的共性却具有无法漠视的逻辑力量和实践力量。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其绝大多数会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曲折性、多样性与特殊性，也常常使得人们总是要面对无穷无尽的新的问题，并在不断的困惑和求索中一步一步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关于东方社会未来的发展，最初更多地受制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其未来社会理论要点是: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将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并因此取得成功;共产主义只有在全球取得胜利才是可能的;这个时期已为时不远等。其依据:一是他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种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他的世界历史观。他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他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并因此取得成功。在此前提下，东方等世界落后的国家也“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怎么改变?就是后来的跨越之说。这在他回答俄国《祖国记事》编辑部有关俄国未来发展的提问时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俄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受的致命危机”时期，东方革命的成功，借助于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对“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有效吸收，它们就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据此，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发展就是西方引领时代潮流，率先爆发并实现共产主义，东方随即跟进实现同向跨越。其西方中心和主导的意义是非常鲜明和突出的，但我们不能以此就怀疑和抱怨马克思的所谓的偏见。这些理论在当时的历史实际和逻辑上是成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展现出来的扩张与矛盾，全球性的一分为二和经济危机的频仍，让人民不难判断和期待资本主义在全球性的致命的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即便是列宁时期，他也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是一种历史局限。两代大师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是十分出色的，其对所处时代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即便如此，但其也不能将未来发展的所有方面都丝毫不差地预测到。自由资本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已走到了尽头，30年代大危机和接踵而来的世界大战几乎葬送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与两代大师们的分析和预测是相符合的。但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与资产阶级自我调节的加强，资本主义在重生中继续推动生产力与自身的发展，这是他们无法见到和料想得到的。列宁曾断言:“寡头政治”已“没有而且不能自上而下地改造资本主义”了。这样，未来的发展与大师的预期发生了一些偏差，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并没有很快地到来，相反地，西方走向了较为稳定的发展之路，东方也进人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世界历史进人到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各国相对独立和平行发展时期。两者交合下的全面的根本性的变革远没有到来。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这只不过是历史的过程变得曲折和漫长了点，而其整体发展与趋向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大师们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法则与论断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样，东西方的历史便在相对独立与平行发展中，更多地展示其自然性与自主性，其内在的发展更具决定意义。即西方在资产阶级的改良下于不断的社会化中继续维系并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演绎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东方国家则在民族解放与近现代化的发展中，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与方式，努力寻求和实现自己最快和最好的发展。双方于自主中全力演绎着自己的进步，于合作中一起谋求着共同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于自觉中最大限度地顺应历史和时代的潮流。

　　东方国家的现实发展，正是按照这种历史轨迹来演进的，只是国情不同，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从社会历史层面来看，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与任务，首先面对和要解决的历史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落后，这些国家的近代化是不完全和不完善的，且大多数是以被动和扭曲的形式进人近代化。浓厚的封建残余、弱小的资本主义、残暴的外来殖民奴役与掠夺，使它们一直处于一种畸形的不成熟的社会发展中，且异常的反动与黑暗。旧的死而不僵，新的发育不全、且生长艰难，外来的只是压榨与索取，并内外勾结。这些都严重地阻碍其正常发展与进步。因而消灭内外反动势力、实现独立、民主与自由便成当务，且不可替代。从实践来看，各种矛盾的复杂与尖锐，社会革命不可避免。除现代两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其他中间阶级的各种矛盾;除国内矛盾外，还有民族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日趋激化，并在全球性危机中走向极点。同时也基本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与能力，并获得了选择发展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现代两大先进阶级的力量均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其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斗争力量逐渐增强与成熟。再者内外反动势力在他们自身的各种矛盾冲突的消耗中不断衰落。因而在这一涨一消的发展趋向下，不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实现，他们都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更为可喜的是，因为其资本主义的弱少，现代两大先进阶级在前台都获得了主导权，这就给予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或选择性。他们之间的强弱对决，不仅影响了历史问题的解决程度，也直接决定着未来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

　　最终出现不两种不同的结果与道路: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道路;一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世界历史发展与东方国家历史特质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后项的发展，列宁认为，它并没有越出世界历史总体发展的图景，只是“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而已。“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因而选择与跨越下的创新发展便成为其鲜明的特征。

　　二、跨越发展的复杂性与艰难性

　　1.生存压力和社会主义基础相对薄弱下的矫枉过正，生产力的链接、制导与控制难以到位。对于这个在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列宁的首创是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他的探索最切中实践的要义。即在与现实的对接中努力实现审慎的有效的过渡与建设，把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放到首位。即便如此，受当时各种条件与因素的局限，特别是高对抗的国内外环境与巨大的生存压力，其相关链接与制导依然不充分，显得谨慎和控制有余，解放与开放不足。在经历了直接过渡失败以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俄国是个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家，旧俄时代仅有的一点工业已被战争消耗殆尽，而从小生产到大生产的发展，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因而只能采用“迂回”的方式，实行逐步的过渡与建设。一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然后努力恢复和实现大工业。其总体思想就是“改良主义”，即“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他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其表达出来的核心意思就是链接、制导与控制。为此，他首先是一定程度地恢复小生产，一定程度地利用资本主义，后来开始实施一些商业原则等，同时也一直用心地寻找旧经济、经济恢复时与社会主义过渡与建设的节点。这既能让经济尽快地恢复与不断地发展，又不能让它危害当时还比较弱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中，列宁十分推崇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合作社、租让制和租赁制等形式将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纳人国家监控范围，让它们一方面为农民和大工业的恢复与发展服务;同时又能对其整个过程实行全面的监督，不让它逸出无产阶级的轨道，且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但现实发展则很快突破了这一限制，“商品交换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正常条件下的商品、货币与市场等经济范畴不可避免地出现。面对这一发展，列宁再次作出调整，决定“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共产党员学会经商，要比私人与资本家更会做买卖。虽说如此，其给予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相关的运行机理与机制不畅，即它的纯经济原则或市场原则没有完全运用起来。如他所言，我们“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少，十分‘适度’的”。是在农民所需要的范围以内”。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并不高的条件下，对商品、市场与各种经济成分的过分的限制，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因而一也就极大地限制了这个核心的实质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自然也使得社会主义过渡与建设难以有效和合理地实施起来。关键的问题是列宁担心完全的开放难以掌控。他认为，“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象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中间的敌人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同时“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发展着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成帝国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图景，我们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其思想解放和实践程度也只能停留在这种初步的有限的对接上。两者的结合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