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复出及方向转变路径

分类：推荐论文 时间：2014-06-21 16:54 关注：(1)

　　摘要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对峙的紧张气氛消失,但是随着西方社会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外来移民的增加,西方社会正受到另一种威胁,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思潮也随之蔓延。当代西方社会人口种族构成正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基督徒人数日益减少,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人数却在上升;外来新移民也更多地保留了本土文化,而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

　　关键字:法拉奇,复出,转向,“9·11”

　　一、《愤怒与自豪》:一石激起千层浪

　　曾以《风云人物采访记》而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自20世纪90年代起“隐居”纽约,一直闭门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年逾古稀的法拉奇“复出江湖”。9月29日,在意大利一家名为《CorrieredellaSera》的报纸上,法拉奇发表了针对“9·11”事件的长文——《愤怒与自豪》。

　　在这篇文章中,法拉奇激烈抨击伊斯兰教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强调与伊斯兰世界恐怖分子的战争无法避免。文章一发表就引起极大轰动,《CorrieredellaSera》在短短四小时就卖出一百万份,创下新闻史的新纪录。

　　诚如有人所言,法拉奇的复出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有震撼性的事件之一”,西方媒体针对她的文章纷纷发表评论,并形成左右两派对峙的局面。《华尔街日报》2002年4月28日发表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盛赞道:“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而另一方面,法拉奇的言论则遭到欧洲左翼媒体的反击,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卡巴尼撰文评论说,法拉奇正“激烈地从左派向右派转舵”。

　　法拉奇的复出掀起波澜,同时也给我们带来问题与思考:法拉奇为何而复出,又因何而转向?她的复出与转向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访问时如是说。作为一名世界名女记者,法拉奇曾是比较激进的左派分子,她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人权和平等,她曾与希腊反政府左翼领袖帕纳古里斯一见钟情并且共同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她曾普遍被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受到热爱自由、追求民主人士的青睐。

　　1952年,初为记者的法拉奇就表现出不畏权力、坚持真理的个性。《意大利东部晨报》的编辑要求她写一篇关于共产党人政治集会的讽刺性报道,法拉奇认为这种未经调查就设定观点的行为有悖新闻的客观性,于是断然拒绝,结果遭到解雇。

　　20世纪

　　六、七十年代,正值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法拉奇走访了中东和拉美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撰写了一系列的稿件。1968年,墨西哥举办奥运会期间,她和学生们一道亲历了墨西哥政府对学生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并负了伤。事后,法拉奇就自己的经历发表文章,并开始以自由的斗士和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形象亮相,赢得广泛瞩目。

　　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法拉奇一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以自由斗士的形象活跃在世界新闻舞台。法拉奇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是采访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为她赢得广泛国际的声誉,也为她塑造了不畏强权的记者形象。

　　以《愤怒与自豪》而复出的法拉奇,似乎与人们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比如,她针对伊斯兰教发表激烈的言论,认为穆斯林恐怖分子针对的既是美国,也是整个西方文明:

　　因为当西方的命运,我们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时,实际上,我们就是纽约,我们就是美国。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被毁灭,我们也将被毁灭。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反差呢?莫非人们以往的印象只是错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下分析与探讨,以期拨开围绕法拉奇及其复出的重重迷雾。

　　二、法拉奇转向的社会原因

　　1.冷战后左翼阵营的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遭受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最终胜利。连着名的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也在影响广泛的《纽约人》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而右翼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则干脆把资本主义看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形态”。

　　“80年代末的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潮是完全未曾预料的。这种低潮不仅只是一个影响对事件进行客观评价的思想教条主义的问题,还影响到各个政治领域: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也不论是记者还是学者,或是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家。”这种政治上的变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上的冲击。一方面,西方左翼阵营由此分化,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些欧洲人士,特别是左翼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试图把传统的左翼理论和主流的右翼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一条“中左”的道路,走一条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学者开始“右转”,完全倒向右翼。此种转变对带有激进左翼色彩的法拉奇也产生影响。

　　2、“新悲观主义”思潮的蔓延

　　面对这种人口和种族变化带来的所谓“全球移民危机”,西方社会滋生出一种担忧和恐惧的“新悲观主义”情绪。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提到“美国社会将有解体的危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说到,“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而美国“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些学者的言论客观上强化了西方人潜在的民族和文化保护意识,并在西方社会造成危机感和恐慌情绪。被“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他们现在不是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近年在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的新右派、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反亚洲人浪潮以及“9·11”后的反伊斯兰行动等,无一不是这种意识强化的结果。

　　3、“9·11”

　　二战以后世界局势一直很不平静,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但各种矛盾接踵而至,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海湾战争以来,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不断爆发战争,“9·11”事件后这种紧张关系更是达到顶峰。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如果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21世纪伊斯兰将是西方新的敌人”。随后,他又在专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进一步详细阐发这一理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亨廷顿的论点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对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

　　从另一角度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面向过去的“黄金时代”,以狭隘的思想和极端的思维看待时代问题,他们将世界划分成穆斯林和异教徒,以伊斯兰或纯正的伊斯兰自居,使用各种手段反对非穆斯林或与他们意见相左的穆斯林。这些活动客观上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绝好的证据,美国总统布什在讲话中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称为“新十字军东征”,无疑为“文明冲突论”又加上一个又黑又重的注脚。

　　“9·11”事件在美国右翼眼中的教训是“文明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间某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宣扬所有的矛盾来源于广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和“伊斯兰野蛮世界”的冲突。众多媒体进行大肆渲染,再加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历史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形成“恐怖主义=伊斯兰=美国的威胁=民主的威胁=文明的敌人”的反射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文化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三、法拉奇转向的个人原因

　　1、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左翼浪漫的情怀

　　作为一名记者,法拉奇试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作为信仰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人,她又无法摆脱西方知识分子身份的束缚。这就导致了她常常在两者之间徘徊,然而后者常常占据上风,打消了她试图坚持的公正态度。

　　以法拉奇在越战期间的报道为例。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为自由而战的骑士”,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这边,公开反对美国插手越南事务——“我不会带着维他命、给养和现代化装备来到越南的拉瑞为约翰尼之流哭泣”;她为不知名的越共战士出版日记和发表爱情诗;描写美国士兵逃避兵役的种种丑行;她还大胆揭露南越政权的傀儡性质:“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所摆布。”

　　然而时隔不久,一件小事却动摇了法拉奇对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国老兵批评她:“作为人文记者,站在敌军的立场上,不公平不负责任地把美国人贬的一钱不值。”法拉奇感到困惑,并怀疑自己在分析好与坏时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北越政权企图控制她采访的行动引起法拉奇的不满,而越共处决被俘新闻记者的行为更令她怒不可遏,于是她对越共不再抱有自由斗士的浪漫幻想。

　　法拉奇的态度转变表明她试图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反对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失败,这种情感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来自法拉奇的知识分子立场,长期以来受到的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熏陶,仅仅因对自由的敬仰而诞生的浪漫情怀必然是无法长久立足的。同样的矛盾体现在法拉奇对民主的态度和认识上,在采访反抗波兰共产党政权的工会领袖瓦萨文时,法拉奇明明感到他的傲慢无知和狂妄,但她在把录音带转写成文字稿时又颇为犯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萨文,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团结工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萨文是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尽绵薄之力呢?

　　最后,“为民主的诞生尽绵薄之力”,法拉奇还是摈弃自己真实的观点,而在采访记中丝毫没有流露不利瓦萨文的言论。同样,在采访波兰副总理拉可夫斯基时,尽管法拉奇认为“他看上去像是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民主的共产党人”,但她再一次为“政治考虑”所左右:“他是共产党员拉可夫斯基,我不信任他。我不愿意自己的文章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从而使我成为政治工具。”

　　法拉奇在诸多问题上立场的左右摇摆,表明她既想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说话,又无法摆脱西方情结的牵绊;既要实现新闻的公正性,又无法挣脱既成认识的束缚。在《愤怒与自豪》中,我们看到的法拉奇似乎淡忘了曾经的“左翼”浪漫幻想,只剩下一颗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心灵,她带着它大声疾呼: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贱民变成了人民,因为它鼓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们去反抗,禁止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不准他们变得富有,并企图通过缔造一个神圣的尘世之国以取代传统的国王。我父亲常常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制统治,是一种守旧派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种分明的轮廓。当你抹去一个人的轮廓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还经常说,共产主义没有让庶民们自由,相反,它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贱民。它使每一个人都由于饥饿而死亡。

　　2、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

　　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源于两者价值观的冲突。作为对自身文明坚信不移的西方人,法拉奇耳濡目染于西方世界对阿拉伯的片面宣传,既无法接受阿拉伯文明,更不愿予以理解。

　　法拉奇曾经公开表示说,“我对中东毫无兴趣,中近东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达、大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她对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狂热、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一种表演癖和一种黑手党的感觉,总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