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人性完善的联系

期刊目录网法律史论文发表2019-07-17 11:29关注(1)

　　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的是制度环境与人性完善的联系的内容，本文作者就是通过对制度环境对人性完善起到的作用内容做出详细的阐述与介绍，特推荐这篇优秀的文章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制度环境;人性完善;制度规范

　　一、人性完善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

　　2018年10月28日，重庆市万州区一大巴车在万州长江二桥桥面与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坠入江中，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这件事情的经过和原因曝光以后，更是让世人惊叹和震惊，这是继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之后，又一起引发全民关注和讨论的事件：“是人性的冷漠，还是道德的沦丧?”随着我国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人性状况十分堪忧：精神家园失却、理想信仰缺失、人生意义淡化、道德滑坡、忠诚度锐减等，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时，就演变成巨大的人性危机。单凭财富、繁荣、技术进步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与完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发展，但实际上我们过得并不幸福。普遍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倒是让我们觉得人在宇宙中越来越微不足道”[1]。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经过数亿年进化的“智人”几乎无所不能，上天入地下海，但越来越没有方向感。“我们的交通工具已经从独木桥变成帆船、变成汽船、变成飞机，再变成航天飞机，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前往的目的地”。人类越来越“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2]。凡此种种，“何谓人性”“完善的人性应该如何”“人性完善何以可能”“怎样实现人性完善”等问题就成为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人性作为反映人的基本性质的总体性概念，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动态性和立体性等特征。人性是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矛盾体系，是人类在长期生物进化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属性。一方面人性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社会实践的决定，人性的内涵及特点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人性在实践中自我更新和完善，人性演化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果说伦理学主要关心和研究人性的应然状态的话，那么政治学就是关心和研究人性的实然状态和完善的人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比如，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如何实现、怎样进行社会塑造、怎样构建理想的制度环境，所有这些都是人性完善实现的物质前提与制度保障。最能够体现理想人性的是各个社会不同时代提出的理想人格，是整个社会道德理想的基础。马克思反对离开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地看待人性，认为人性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对理想社会设想总是与人性完善联系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提出理想社会的“新人”形象，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前景与目标，体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一生著书立说，殚精竭虑，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人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打破束缚人的枷锁，消灭不合理的旧世界，建立理想的新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他们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融合与统一，进入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合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对于现实社会的人性缺陷和人性异化，马克思也总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对底层农民和工人的同情贯穿始终，比如，针对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林木盗窃法案，穷苦农民到地主林地里捡拾枯树枝要被判处盗窃罪，这件事情引起马克思的极大愤慨。他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一文发表在《莱茵报》上，从政治和法律上揭露和批判德国普鲁士政府剥削阶级的本性，体现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也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问题。恩格斯通过长时间实地调查研究，深入工厂和贫民窟，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揭露了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事实，比如，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劳动时间无限期延长等。他们通过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研究方法，得出共同的结论：私有制和固定分工的存在是现实社会人性异化的总根源，消灭人性异化的途径是消灭私有制和固定分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克服了人性异化的社会，“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本性的人的复归”“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3]。“我们所理解的人性，指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就是合乎人性的，越是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就越具有人性，越是不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就越不具有人性，因此，制度创新的标准原则，就是是否合乎‘人性’，即是否合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因此，所谓人性完善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化状态，主要是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相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人性异化而言的。人性完善主要体现为人的需要和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人的自主性、自由性、开放性和超越性的提升和发展。人性完善不是单一内涵的概念，而是具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规定;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它的实现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社会制度。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从非人性到人性、从人性束缚到人性解放、从人性发展到人性完善的制度变迁史;就是一部不断消灭扼杀人性、压抑人性的旧制度，建立解放人性、发展人性的新制度的制度演化史。共产主义制度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合乎人性发展和完善的理想社会制度。

　　二、社会塑造是实现人性完善的主要途径

　　究竟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性完善?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思想家关心的问题和难题。人性是人类和个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人性中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都是后天形成的。人类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和求发展，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社会场态中，人类的本性不断地形成和进步。人类不断地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性的内涵。因此，不能让生命去自然生长，社会要导引人们追求“真、善、美”。人性本身是“完善和优美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尽量发展本人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使人性中的完善优美的品质不断表现出来”。培根认为，人性趋向于香草和杂草，因此，必须不失时机地灌溉一种，消灭另一种。歌德认为，假如我们能希望人性完善，我们同样能期待其他一切事情的完善。真正的社会进步总是有益于人性发展和完善的。“一般说来，能否提炼出最优秀的自我，能否让理想人性的内在力量占绝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周遭的环境是否适宜，是否有助于引发其成长和发展”[5]。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也就是说，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既是歌者，也是听众;既是主人，也是公仆;既是画布，也是画笔。人既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样，人性也必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人性的状况直接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性的缺陷或者弱点也应该从社会根源方面找原因。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落后与不足、私有制的产生是人性不完善的主要根源。现存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客观条件对人性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塑造作用;反之，作为主体的人类对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基本原理的基本要义。人一出生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归属一定的社会群体，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接受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一出生就在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活动，也受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影响和塑造。因此，改善人性首先要从完善社会环境入手，人性完善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完善的程度。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变是一致的双向伴生过程。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社会环境，同时，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提高自己。要引导人们崇尚真、善、美，贬抑假、恶、丑，关键在于改变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不应该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社会根源。“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就只有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7]。“良好的环境作为人的活动对象性的产物，它反映着真正主体的本质力量，也是对人类生存的保障”[8]。在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影响人性完善的基础因素。好的或者道德的社会环境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养成和人性的完善;不好的或者不道德的社会环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和人格扭曲现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社会存在是手段，个人解放和发展是目的，那么，能否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就成为能否实现人性完善的关键。所谓“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与人性发展要求相适应，能够为人性完善提供良好环境的社会制度。一个制度，只有当它最大限度地合乎人性的时候，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人的全部潜能，也才能带来最大限度的经济绩效。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效益极大提高，可以为人们提供大量闲暇时间，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进行生活;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要求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制度的正义，为人的聪明才智发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主要取决于社会塑造。因此，社会塑造是实现人性完善的主要途径。

　　三、制度规范是社会塑造的有效方式

　　社会塑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道德教化;二是制度规范。道德教化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按照道德原则和规范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旨在激发人们的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比较重视道德教化。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道德教化的目标。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提出“灌输论”思想，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孔子用“门槛与高山”说明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三尺高的门槛，即使空车也不能越过;而一辆负重的车子却能够爬上一座百仞高山，因为山是由低到高缓缓升上去的，车就会慢慢登上去。如果社会风气被严重败坏了，即使采用严刑苛法，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政以德”就是强调道德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首要地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强调人的自觉性和自我教育。因此，“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治理模式。习近平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9]与道德教化相比，制度规范具有优先性的地位。制度规范是社会塑造的有效方式。制度规范旨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正常交往，维护公共秩序、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维护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一系列规范。林尚立认为：“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10]没有制度规范人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独的鲁滨孙”，社会就会沦为一盘散沙状的“群集”。马克思把那些无差异性、无独特性、无个性个体的结合比喻为“一麻袋马铃薯”。制度规范可以约束人性的弱点、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人们提供合理的稳定的权利义务清单，实现“抑恶扬善”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和视野，“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过程健全制度规范，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越扎越密、越扎越牢。例如，为了保障中央八项规定有效执行，制定了“1+20”制度框架，即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这个“1”为核心，形成了教育培训、公务、办公用度、办公用车、节庆消费、文艺演出、殡葬改革等20个文件制度。习近平指出：“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11]道德教化与制度规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均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道德教化与制度规范的产生与发展，在共同基础、内在精神、根本作用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教化是应然、价值、方向和提升，制度规范却是实然、基础、保证和底线。道德教化是制度规范的方向和价值，制度规范是道德教化的保证和基础。道德教化具有非强制性的特征，制度规范则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道德教化是“软”调节，制度规范是“硬”调节。道德教化是自律的，制度规范是他律的。江泽民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12]习近平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3]因此，一方面强调制度规范对道德教化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充分运用道德教化的各项措施，通过各项具体可行的方法来提升道德素养和制度意识。

　　四、制度环境是人性完善的基础和保障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制度建设、实施和运行的场域和空间，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集合体。主要包括：一是宪法和法律，这是一切制度和规则的基础;二是行政法规，指相关法令、规章、条例等;三是政策，指决定、通知、指示等;四是非正式制度，指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和各种“潜规则”等。这四个方面构成制度环境体系，优越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制度环境的优劣决定着社会环境的优劣。制度环境是人性之花生长和发育的肥田沃土，人性中的真、善、美只有在优良的制度环境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制度环境对人性完善的影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生产方式和文明程度是实现人性完善的物质前提，主要指自然环境、发展阶段、生活状况、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总和，这是“制度硬环境”，犹如飞机起飞之前的跑道。“物质文明构成制度环境的基本维度，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的好与坏、优与劣，首先要看这个社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状况”[14]。政治学家威尔逊提出一个“破窗理论”：假如有人打坏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后面就会有别人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不同的生活场景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大不一样。一个人是否遵守规则取决于他身处的环境。比如，一个人在偏僻乡村田野就会随地大小便，而一旦到了五星级酒店就不会这样。一个人会把自己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可是一到公共场所就会乱丢纸屑和杂物。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座位争吵，可如果他们彼此认识，就会相互谦让。在熟人环境中，人们比较注意礼节和道德;而如果在陌生人的环境里，就不会如此。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视频，令人震惊。比如，动车上的“霸座男”和“泡面姐”，还有阻拦高铁准时发车的“女教师”等，这些不文明言行严重影响中国形象，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2.非正式制度是实现人性完善的文化基础。它是由习俗、惯例、道德、伦理或者潜规则等一系列的“软件”总和构成。这是“制度软环境”。有一个故事，达尔文从非洲一个原始部落高价买回一个男婴，带回英国抚养和教育，使他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16年后再把他送回去，帮助和影响部落其他人接受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被部落里的人吃掉了[15]。原因是他在部落里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一个文明与野蛮较量、传统与现代对决的悲惨故事，说明一个部落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等问题，单靠一个或几个“文明人”是不可以解决的。从野蛮到文明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托克维尔特别重视对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他把影响美国民主运行的因素归纳为三条：民情、法制、自然环境。在这三大因素中，如果按照贡献进行分级，则“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16]。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根深蒂固，希腊和雅典的民主法治传统影响深远。“古代城邦的居民很关心司法，对这种思想方式也是习见习闻，竟使得这种思想方式成为他们后天的习性”[17]。而我们国家的封建社会竟长达2000多年，民主和法治的空气极为稀薄。“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18]。在制度演变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叫“路径依赖”，制度创新的阻力主要就是这个“路径依赖”。当今中国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进行全方位制度创新，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创造性转化是根本无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

　　3.正式制度是实现人性完善的根本保障。它是指法律、宪法、规则等，包括制度设计主体和制度相关人的理性认知等。这是“制度内环境”。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西方社会强调法律和制度，文化核心是法治精神，比较注重人权保障和民主法制;中国强调礼治和人治，文化核心是人治精神，比较注重礼治和人治。“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么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19]。西方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人性就是一条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绳子，绳子的长短决定狗的活动边际和范围。正式制度直接决定制度环境是否优劣，也直接决定人性的完善。制度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度设计的主体是否具有理性和智慧、制度设计是否具有科学性、制度是否具有权威性、制度运行是否有效、制度相关人是否认同和遵守”等。英格尔斯认为：“如果执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方式上经历现代化转变，那么，再好的管理方式、先进的工艺技术，也将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0]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很多情况没有监督，违反了也没有任何处理。这样搞，谁会把制度当回事呢?”[21]

　　4.技术创新是实现人性完善的有效手段。这是“制度外环境”。技术与制度是人类历史和文明进化的“双子座”。技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制度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题大多是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技术创新促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制度环境的改善，双方共同推动着社会文明和人性完善的进程。例如，交通通信技术的变革对英国工业革命和市场扩张有很大促进作用，同样，专利法的颁布对技术创新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些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说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由于技术创新而柳暗花明。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于人性的改善极为有效，如行人闯红灯和乱穿马路等“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车辆与行人争抢路权、层出不穷的“路怒症”等，成为交通监管的老大难问题，而一旦运用现代技术，如安装监控和电子眼等手段，加以严格监督，违者罚款甚至拘留，效果十分明显。现在国人的交通规则意识大为提高。公安部的“天眼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社会治安和社会治理明显好转。基因鉴定技术为有效识别罪犯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使一切犯罪分子无处藏身和遁形。在“天网行动”和“猎狐行动”中，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有效识别和查证了许多海外贪官的藏身之处和犯罪事实。这一切均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

　　作者：宋增伟 单位：海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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