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收入差距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

分类：保险论文发表 时间：2020-02-11 21:08 关注：(1)

　　文章基于入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信任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收入、收入差距和制度信任之间总体呈现正向关联；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收入高的群体都表现出较低的制度信任感；贫困地区收入较低的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制度信任感；农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观预期影响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信任评价，预期越高，制度信任水平越高；收入不平等差距带来差异性制度信任感，在贫穷乡镇中，农民预期收入不平等差距会减小，制度信任感较高，但收入差距与制度信任水平评价之间关联性较弱且不显著。

　　关键词：农户收入；农户收入差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制度信任

　　农户收入存量和增量是家庭行为决策参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最重要基础是农户的参合率，体现农民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支持力度，这与家庭收入、农民主观经济评价和区域经济发展相关。制度信任是指个体对区域内制度正向产出的预期[1]。由此可知，一方面制度信任水平和制度合理性高度相关[2]。另一方面，制度信任水平越高，政府制度执行效率越高和运行成本越低[3]。由于农民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了解和认知水平有限，农民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方面与政府进行有效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农民对制度充分信任才能够保障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执行。鉴于此，农民对制度内涵认知理解也直接影响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信任[4]。个体收入分位数、经济状况自评估和对现实收入不平等预期等因素都是影响制度信任的变量。个体对制度信任评价主要依据两个因素：一是自身收入状况；二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或评价。基于此，本文使用“个体相关收入”和“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预测”两个变量，从农户收入和农户间收入差距视角分析农户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户家庭所在地区经济绩效和农户家庭收入分别对制度信任产生何种影响。

　　1假设提出

　　Kaasa和Parts（2008）[5]基于31个欧洲国家数据（1999—2002年），认为个体收入分位数（十分位数）与制度信任没有显著关系。而Catterberg和Moreno（2006）[6]使用了26个国家的数据（1995—2001年），研究认为收入分位数和制度信任有显著关系，但结论并不统一。Hibbing和Patterson（1994）[7]认为个体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预期与其对制度信任之间显著相关，而Mishler和Rose（1997）[8]则认为个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观预期的影响程度超过收入和个体经济状况，个体会根据自己对经济发展预期调整对制度的信任，个体经济状况与制度信任之间则无明显相关性。Campbell（2004）[9]认为个体收入不影响制度信任，但宏观经济可以提高个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观预期，提高制度信任水平。区域变量通过个体的社会经济评估对制度信任评价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个体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评估与制度信任之间正相关。本文认为个体收入和个体经济状况与制度信任之间正向关联，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个体成功或生活质量与其对社会的信任态度关系较大[10]；二是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一般持有更高的制度信任水平[11]；三是处于高收入层级的群体一般比处于低收入层级的群体更愿意相信其他群体和制度[12]，这主要是因为高收入群体会预期到他们的高信任能够给其带来更高水平的财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个体收入与制度信任正相关。假设3：个体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与制度信任之间正相关。假设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信任之间正相关。假设5：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与制度信任负相关。假设6：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体收入与制度信任之间正向关联越弱。最后，基于Catterberg和Moreno（2006）[6]的观点，即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处于高收入层级的群体则对制度越信任，本文提出：假设7：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个体收入与制度信任之间正向关联越弱。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源于湖北和河南2个区域3个市6个县18个乡镇的入户调查数据，并依据GDP划分“富裕”和“贫困”乡镇，共获取样本2124份数据。

　　2.2变量设置

　　（1）因变量本文使用11点李克特量表来测度农民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信任情况，包括“城乡居保实施主体”“城乡居保”缴费水平”“城乡居保报销模式”“城乡居保”的补偿方式”“城乡居保”的受益水平”“城乡居保实施主体”“城乡居保经办机构”等。制度信任7个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每个因素负载值都超过0.75，解释了67.18%的总变动程度，克伦巴赫系数为0.836。社会信任与制度信任正向关联，而社会信任可以通过多项问题均值来测度，补充制度信任测度效果，解释了63.76%的总变动，克伦巴赫系数为0.715，社会信任指标选择可信。（2）个体层面变量一是“相关收入”。农民所有相关收入都被纳入收入变量。相关收入测度使用“十分位数”，高收入群体为最高3分位，低收入群体为最低3分位。二是“自身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设置虚拟变量测度农户对自身经济状况或当前家庭收入状况的满意程度。将主观评价为“很困难或非常困难”的群体归为一类。三是“社会经济评估”，主要采用11点李克特量表来测度。四是控制变量。农户幸福快乐程度变量，间接测度农民的制度信任，通过均值计算；社会整合变量，社会整合与制度信任之间正相关；消费均值变量，加入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情况、少数民族特征等控制变量。（3）区域层面变量区域层面变量主要有地区人均GDP水平、GINI系数和贫富乡镇。地区人均GDP水平以2018年的购买力标准数据作为基点进行测度；GINI系数测度农户家庭收入分配状况。贫富使用人均GDP来划分。

　　3实证检验

　　3.1人均GDP、GINI系数和制度信任的关系

　　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制度信任水平正相关（r=0.817；p<0.001）。一是较为贫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信任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程度较弱，一般集中在均值以下；二是较为富裕地区，制度信任水平较高，处于均值之上。但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带来较高制度评价（r=-0.814；p<0.001），一是农户并没有认知到参与政策与自身效用相关，制度信任评价不随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二是农户从经济发展中收益较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不会明显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水平。与GDP影响相反，GINI系数与制度信任的关系与预期不一致，GINI系数和制度信任之间负相关，但显著性较低（r=-0.398；p>0.05）。

　　3.2回归结果和假设检验

　　本文估计模型包括农户家庭收入变量和社会经济评估变量（见下页表1），也包括自身经济状况主观评估变量（见下页表2）。采用渐进式回归，第一步估计水平1（人均GDP水平下）下的自变量的固定效用（模型1和模型6），也包括了区域层面固定效用；第二步估计贫困地区和收入不平等固定效用（模型2和模型7），也包括GDP和收入不平等（模型4和模型9）固定效用；第三步估计跨层的交叉数据（模型3、模型5、模型8和模型10）。区域变量解释了制度信任27.9%的变动，在控制变量之后，区域变量影响相同（模型1和模型6都约为11%）。表1显示社会经济评估与制度信任正相关，同时调研发现农民对于经济发展的主观满意度和制度信任之间关联性高，假设1成立。结果显示高收入的农户家庭对制度的信任程度更高，即当对收入较满意农民的制度信任水平高于困难群体的制度信任水平，假设2和假设3成立。贫困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GDP系数显著为正。这一方面说明较为贫困的乡镇农户制度信任水平较低，另一方面说明在贫困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信任之间正相关。在贫困乡镇，收入较高的农户仍然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保持信任态度，而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制度信任，假设4成立。估计结果显示，介入GI-NI系数变量，贫困地区GINI系数（收入不平等）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信任之间显著负相关,假设5成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而会减弱收入与制度信任的正向关联性（假设6），Catterberg和Moreno（2006）[6]认为在欠发达区域内，民众收入和制度信任之间正向关联，强化了假设6。收入分位数和区域经济在不同的GDP水平下对制度信任的边际效用不同（模型5和模型10）。但结果与预期相反，当人均GDP不断增长，个体收入和个体经济状况自评估对制度信任的正向效用在不断增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两个收入层级之间的制度信任水平差异较大。当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均GDP较高的区域内，生活过得更快乐或幸福的群体，或能够获得支付生活成本的群体信任水平相对较高。最贫困4个乡镇数据显示收入分位数与制度信任负相关，而在富裕乡镇，收入分位数与制度信任正相关（模型3）。在富裕的乡镇，处于高收入农户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较为信任，而处于低收入农户一般不会有这种评价[13]。但在较为贫困的乡镇，高收入农户的制度信任水平较低，而低收入农户的估计结果表现出较低程度的高信任（模型8）。个体相关收入和“收入舒适程度/应对生活程度”之间显著相关，即人均GDP和相关收入对制度信任有影响[14，15]。在人均GDP较低的乡镇，更高人均GDP反映个体相关收入和“收入舒适程度/应对生活程度”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而在人均GDP较高的乡镇并不明显。结果显示人均GDP提高了个体的相关收入对制度信任的正向影响，但仅限于富裕乡。因此，假设6不成立。前文假设收入不平等扩大会强化收入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信任的正效用，但结果（模型3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为负、系数较小）并不显著，假设7不成立。

　　4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获得成功的群体更倾向于相信制度，生活质量及对社会经济的评价会本质上决定制度信任水平。这种效用在贫困乡镇表现得更为显著，即在贫困乡镇个体经济状况对制度信任的正效用更强。在富裕乡镇中，个体生活质量和制度信任之间的负相关更为显著。在人均GDP水平较高地区，农户相关收入和自身经济状况评价对制度信任的影响不断扩大。增收是提高制度信任的重要路径，但需考虑农户收入、经济发展主观评价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来综合决策。实际上，农民对执行者、执行方式、执行程度和受益水平等环节的“不信任”会影响制度参与率[16]。增收可以打消农户担心，提高农户家庭的相关收入，通过政策推动来提高农户的自身经济状况评价是关键环节。实地调研发现，农民想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收入，但农业生产限制了增收路径，虽然大部分农民非农业时间的打工收入可以补贴家用，但随机性较和风险高。因此，制度设计需多元化，最大程度保证农户收入来源和水平。另外，让农户感受到生活比以前好，或者觉得更快乐，也能提高制度信任。基层政府需将农户主观感受纳入政策制定范畴，采取农民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获得信任，这对政府和农民来说是“双赢”。

　　作者：张行 常崇江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