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期刊目录网高等教育论文发表2020-04-11 11:00关注(1)
教育与就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双重阶段,探究前期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及就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78—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相关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图分析方法,对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失业率之间呈现单向的因果关系,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长期上会使失业率下降。鉴于高等教育规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视角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增长;失业率;建议
一、引言
自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提出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概念之后,以教育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反过来教育水平的提升也会推动经济的增长。[1]我国教育发展自经历了全面推行义务教育的重大变革之后,1999年教育部实施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校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仅有的9.8%,上升到2002年的15%,到2018年这一指标已达到48.1%,根据马丁·特罗的“精英—大众—普及型”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范围内的持续扩大在使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储备能力、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现有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水平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然而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未在学界得到深入关注。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就业之间究竟关系如何?本文基于1978—2015年我国高等学校教育规模、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年度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等教育规模和经济增长以及失业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根据相应的脉冲响应图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二、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选取
本文使用1978—2015年间我国的人均GDP来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考虑到物价通胀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衡量产生影响,因此对GDP进行了不变价格处理。对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参照DeMeulemeester和Ro-chat(1995)的方法,[2]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当年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指标,其中失业率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旨在探究自1999年以来我国持续实行的外延扩大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影响。研究使用的相关数据来自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3][4]
(二)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具体数据是1978年以来历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相对规模、人均GDP和登记失业率,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实际上,由于在不同年份之间高校招生人数受到政策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或放缓的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在时间趋势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如若直接使用变量的水平值在计量经济模型中进行回归就会产生“伪回归”的偏误。因此,学界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学者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常在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中采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和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方法。首先,采用迪基—富勒检验(Dickey-fullertest)方法来判断纳入模型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满足动态平稳性的假设前提。然后,对于时间序列变量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检验,采用的方法是Johansen协整检验。通常来说,若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意味着二者之间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为进一步确定两个时间序列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将在之前基础上进行第三步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利用变量的前期值来预测另一变量未来某期的值是时间序列数据回归模型的重要作用之一,因此格兰杰因果检验所显示的也是一种带有预测性质的因果关系,并非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若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一个变量X是另一个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则意味着将变量X前若干期的取值纳入模型将提高预测变量Y将来值的预测精度。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只能判断两个变量在不同时期上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无法检验两个变量在同一时期上的因果关系。然而这一特点对于研究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及失业率的关系却是有益的。由于教育效益的时滞性使得增加教育投资、扩展教育规模的影响几乎不会体现在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中,因此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研究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非同期的因果关系也更具科学合理性。
三、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用A表示不变价格下的人均GDP,即剔除了物价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表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当年总人口数的比重;U表示同年的登记失业率。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研究方法所述,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模型中A、H和U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对此,通常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模型的滞后阶数依据AIC、SC和HQ最小准则确定,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以看出,A、H和U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均为非平稳序列。三个时间序列变量的二阶差分ADF检验结果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A、H和U均为二阶单整变量,需要通过进一步检验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使用建立在VAR模型基础之上的Johansen检验对多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可以判断,以有“0个协整关系”为原假设的迹统计量的值大于5%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且P值(P=0.0000)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以“至多有1个协整”为原假设的迹统计量的值大于5%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且P值(P=0.0097)同样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以“至多2个协整”为原假设的迹统计量的值小于5%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且P值(P=0.0890)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说明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综合上述结论,可以得出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即时间变量序列数据存在且只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个结果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可知,1978—2015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及失业率三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着较长时期内稳定的均衡关系。然而这种均衡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何,需要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完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能格兰杰引起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能格兰杰引起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二者之间互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能格兰杰引起失业率的变化,失业率不能格兰杰引起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二者之间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的增长能格兰杰引起失业率的变动,失业率不能格兰杰影响经济的增长,二者之间为单向的因果关系。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均GDP和高等教育规模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如果在前期对高等教育规模产生一个正的冲击(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则会让本期的人均GDP有向上(经济增长)的响应情况;同样,如果对前期的人均GDP产生一个正的冲击,也会使本期的高等教育规模产生向上的响应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对前期的高等教育规模有一个正的冲击(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会让失业率在长期呈现向下(失业率下降)的响应情况。
四、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视角对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人均GDP以及登记失业率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得出三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然后通过协整分析进而得出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及失业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最后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相应的脉冲响应图得出:在1978—2015年期间,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失业率之间呈现单向因果关系,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在长期上会使失业率下降。鉴于研究结论得出的,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进一步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二)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视角的建议
以舒尔茨、贝克尔为代表的早期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质量和数量因素之和,并同物质资本一起构成了资本的内涵。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为通过教育或培训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进而提高其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5]教育投入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由大众化迈入普及化阶段,我国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多,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技能水平也将得到有力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成为一国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经济结构处于转型升级时期,应根据帕累托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合理地规划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使其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首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招政策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的扩招速度应能保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处于70%以上的水平。其次,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设置和教学模式应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以就业市场为导向,高等教育学校应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在对高等教育接受者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应注重与就业市场相联系。在我国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同专业学科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者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根据就业形式的变化积极地调整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适当改变纯理论型专业与应用型专业的招生规模占比。五、研究局限性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改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基本指标,若在研究中使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而非登记失业率则会使研究问题和结论更具有针对性。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在各官方网站上公布的都比较零散,口径也不统一,相关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对地区或者局部高校抽样调查的分析,或者对某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的分析,这些都无法宏观地反映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对就业率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应该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统计指标体系建设,使就业率数据呈现出连续性和可比性的动态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我国人力资本的决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刘志民: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7.
[2]郑磊: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基于高校内涵式发展视角的反思[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1).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5]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作者:林小莉 王德起 刘川正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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