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政策论证的基本要素和构成特征-公共关系论文发表

期刊目录网公共关系论文发表2014-12-26 16:05关注(1)

　　政策方案不可能凭空杜撰，论文必须有根有据。不同方案的提出者，都依据各自占有的立论基础，阐明各自的主张。因此，论证中必然会产生争论与冲突，但其结果会有助于方案的选择。政策论证，是产生公共政策的基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宗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和历史,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会建设和改革事业服务。读者对象为全国工会院校师生、工会工作者以及与工运理论和实践有关的党政干部、教学与科研人员。有英文目次。

　　一、政策论证的基本要素人们价值观的不同，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以及所掌握的知识背景不同，必然会对公共问题的认识也不同，因而所提出的主张或看法也会不同。人们为阐述自己的主张，会寻找一切办法，支持其立论，同时反驳他人的主张与看法。撇开各种具体争端不谈，我们可以从政策论证中抽象出若干基本成份，集中为以下六个基本要素。

　　1.信息它是政策论证过程的起始点，是产生那些具有批判性、用于交流、提出正确信念的公共政策的催化剂。

　　2.政策主张它作为政策相关信息的逻辑推理结果，是政策论证的结论。不同的人所持的论证不同，其政策主张也不同。

　　3.立论理由它是将信息转变为政策主张的某种假设，其方式往往以权威、直觉、分析、因果、伦理等形式出现。同一信息会产生不同的主张，一定程度上与立论理由的差异相关。

　　4.立论根据它是将信息转变为政策主张的深层次的理由，其方式是科学规律、专家的权威以及伦理道德原则。

　　5.驳论它是不接受政策主张的原因、假设或论据。’匕有助于认识到分析预测中的缺陷，或者补充某种政策主张的不足。6.可信度它是用以评判政策王张的可信的程度。

　　二、政策论证的结构模型与理性标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以表现多里批判推理形式为基础的政策论证结构模型，不仅具有一般模型之特点，而且能清楚地反映上述六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为说明政策论证结构模型的基本特点，为此我们引用美国学者威廉·N·邓磨.所著的《公共政策必一析》一书中所举一例加以说明。

　　上例是一个具有三种类型的政策论证。当然，为了充分全面论证公共政策主张，政策论证结构模型可以包括更多方面的论证.需要指出，本例论证的特点，是从同一个信息出发，引发出不同的政策主张。其实政策论证结构模型还包括从不同的信息出发，引得出不同层次的政策主张。因此，以模型中所揭示的冷系，人们可以清楚看到:1.知识主张不是从相关信息中简单得出的最后的正式陈述，而是超越了信息本身所提供的一般性知识。2.结构模型承.认论证背景的多样性。3.同一个信息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主张。4.竞争性的戈识主张来自于不同的立论理由，即解释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5.论证是一个动态过程，从信息开始，产生了知识主张。在其后的论证中，知识主张又将变为信息，产生更新的知识主张。6.论证过程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分析过程。7.结构模型容纳了推理的多种形式，但它们要与所提出的问题相一致。政策论证结构模型是解释性(系统地提出对同一信息的相冲突的解释)、多重理性(系统地提出了多种推理形式)、批判性(不同立论理由之间的相互排斥特征决定了必然的排他性)、伦理性(论证包括了伦理上的因果关系)的多种方式的集合。它促使那些提出相互竞争知识主张的人，要认真、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论理由与结论，反思自己在分析中所用的方法，甚至具体到参照物。通过这种批判性的交流活动，使得相互冲突的组织，在说服与争论中接受认可的知识主张。这种政策论证结构模型，与传统的标准化的政策分析相比，具有突出之点:

　　(1)标准的政策分析，形式上要求假设是可靠的，信息是有用的，政策主张是明确的;政策论证结构模型十分强调对同样的资料可以有多种解释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些多重解释是相互冲突假设的产物，假设为从信息向知识的转化提供立论理由，立论依据进一步证明立论理由的合法性、正当性，驳论用以对政策论证中的多因素提出质疑。

　　(2)标准政策分析形式，要求承认政策分析在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所具有的理性，要与政策制定者的推理过程一致;政策论证结构模型则要求对参与政策分析的重要卷入者，所表现出的推理过程与形式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3)标准政策分析所坚持的那些使得从信息过渡到政策主张的基本原理往往模糊不清;政策论证结构模型明确要求作为政策推理论证的整体结构，要对每一个假说与前提都给予批判性的检验。

　　(4)标准政策分析常常把政策分析视为某位专家或专家组的成果;政策结构论证模型都说明论证是个社会过程，它至少包括了两个竞争的组织，通过比较与论证，分析知识主张的可行性。

　　(5)标准政策分析往往排除伦理性方面的因素，而将其作为政策研究过程之外的事物处理;政策论证结构模型清楚地表明，允许有伦理学的主张、立论理由、立论依据以及驳论，作为论证的本质要素。

　　(6)标准政策分析常限于几个主要论证方式;政策论证结构模型将论证的多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其方式是随所提供的立论理由、立论依据与驳论内容上的不同而不同。政策论证的分析过程，是围绕着判定知识主张的重要性展开的，是一个多重推理过程。因此，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推理?如何划分理性论证与非理性论证?如何使某种论证比其他论证更有说服力?简单地说，政策论证有无理性标准?在实际论证和推理中，各个论证要素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彼此间相互影响、毕业论文相互依存。因此论证的理性标准应包括: 1.完整性论证要素应包括真实无伪的全部要素，要将所能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在明显的冲突中，不仅要选列出几个与之对立的假说与主张，而且要把所有的(即使有几十个)假说与主张都列出来，组成完整系列。2.一致性论证要素要和谐一致，比如关于政策公正性的伦理学要素，要合理地将那些一致性的伦理假说结合在一起。3.内聚性论证要素要联合一起发生作用。无论是描述性的还是评论性的，要综合研究。4.简明性论证要素应依照简洁方式排列，使之达到既效率高又经济的目的。简单易懂的政策模型，一般地比极为复杂的、仅有专家才能解释的政策论证更适用些。

　　三、政策论证的方式

　　政策论证方式是将与政策相关的信息转变为政策主张的手段。从目前资料分析，大致有如下八种方式:

　　(1)权威式即政策主张以权威的论点为基础。权威可能是国王、宗教首领，也可能是总统、议员、机关负责人，或者是科学家、教授等专家。在将政策信息转变为主张中，常以提出政策主张的权威地位及其影响力来确定。那些饱经风霜的政治观察家及科学家，提出的知识主张，往往是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方案具有权威性。应该注意，权威人士的内心精神状态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驳论往往通过对专家资格的怀疑或者观点的曲解，来损害专家的权威性。

　　(2)统计式政策主张是以样品的抽样调查与统计分析中获得可靠论证为基础的。人们把样品作为一个群体的满意代表来假定。与政策相关的信息，包括事件、条件、人事与组织等立论理由的功能，对于样品中的有用因素适用，对于对象总体中无法观察、或不需要观察到的因素也同样有效。比如，某机构想要知道人们每夭是否从食物中吸取了足量的钙，他们就对被试验者进行抽样统计调查，依据抽样结果，组成了统计式论证结构模式。

　　(3)类别式政策主张是以从不同类别的成员那里获得的论据为基础的，但这种论证的合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定义的这个类别的特征或性质的完整性。许多看来是简单的分类，但却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对各种典型的政权，如独裁、集权、民主等，在分类时必补、保证特征与性质上的完整。若多重量度并不一致，会造成分类中的困难或失真。

　　(4)直觉式政策主张的论证基础来自见识，如政策决定者的见识、洞察力、判断力与不可言传的知识。在军事决策的案例中，人们特别强调了这种得天独厚的特点。然而这种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困难。因为现代政策分析中，最难掌握的是“直觉”。直觉与悟性是难于靠经验捉摸的，特别是其中的灵感。人们不可能用预先可推理方式去获得洞察力或悟性。对创造性思维的结果，人们能在事后进行分析，而无法在事前设计。

　　(5)分析式政策主张是以从多种科学的方法中得出的论据为基础。政策主张提出的论据是从数学、系统分析或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普遍使用的原则。政策分析应用这些原则时，依据了严格的逻辑推理。人们常把坚持运用这些有效规则与方法的决策看成是理性决策。分析家不必再证明法则与主张的因果关系，但必须表明应用某一特定法则后的结果要优于没有用该法则后的结果。

　　(6)解析式政策主张是以从原因中得出的论据为基础，主要关心的是确定公共政策的因果关系。信息转变为主张的基础是关于一定的原因与结果的假设。信息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事实陈述或报告组成。立论理由是将这些陈述或报告转变为因、果，政策主张则将因、_果联系于一起，回归到所提供的信息上。

　　(7)重实效式政策主张是以从动机、相似案例或类比中得出的论据为基础。信息转变为主张的基础是关于目的、价值、意向的动力假设，关于两个或更多的决策案例之间的相似性的假设;关于两个或更多的政策背景关系的相似性假设。例如，一项要求政府严格实施控制污染标准的政策主张，可能的基础是市民被实现整洁环境愿望所驱动的假设，或者类似政策在其他方面已成功实现的假设。

　　(8)价值批判式政策主张是以伦理学所提供的论据为基础。信息转变为主张的基础是，政策及其后果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建立在道德原则或伦理标准上的主张，往往与特定的群体动机无直接关系。这种方式与前面提到的七种方式本质上的不同是，后者认为价值是既定的，而前者试图揭示为什么会持有特定价值的理由。

　　四、政策论证方式的比较以上八种方式中，人们可以从强调不同的侧重点把它们区别开，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以分析为主的方式，与权威式、直觉式有关。因为后两种方式所阐明的论证结果可以看成是已被证明可以适用的方法基础。例如，专业的科学研究组织所提出的政策分析的目的、范畴方法等，可作为证明过的方法源泉。再比如，人们对经济数学中的公理的接受，就是直觉的产物。如优选转换性公理提出:若A优于B，B优于C，则A优于C。这种直觉力量使得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根本无需再更多考虑类似关系。然而这些方式都有其自身的困难。比如在解析式论证中，往往几个相互竞争的因果性论据，在将信息转变为主张时，都同样有理。这些论证无论是否有科学理论给予支持，都实难在所采用的信息基础上给予证实或驳倒;而一个给定的因果论据，不论它有多大的说服力，都不能直接得出规范性的政策主张。与其他方式相比较，解析式论证转变信息的立足点是以因果关系考虑的，很少考虑目的、倾向、愿望等价值前提，而这些因素却是重实效方式的重要因素。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因果性论证中还可能接受直觉判断或不可言传的知识。因果式论证中，也适当地运用了分析式的方法，但这是第二位的。诚然，有时人们又怀疑分析式中方法与规则的有效性，认为在经济学、运筹学中运用的最优化方法，与实际制定政策时所运用的方法差之甚远。重实效式与权威式不同，在前者论证中，后者可能间接地对政策论证的说服力发生影响。而与直觉式比较，重实效式强调行动后果。

　　与分析式相比，重实效式也同样以考虑政策行为的选择来改进决策。但它们的区别是，重实效式不仅仅要考虑主观选择，而且要考虑这些主观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在特定情况下对政策行为者来说，选择的依据就是行动的意义。这里，特别要讨论一下重实效式与解析式的区别。后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出普遍的科学理论，并对其进行检验，而前者主要是致力于提出由分析的结果来修改政策;后者试图努力获得政策实施后的完全信息，前者却对实施中所获得的部分有用信息感到满意;后者寻求那种在方法学上的精确结果，而前者努力获取的是高度适用于问题的大概正确结果;后者的焦点集中在尽可能充分地解释变量，而前者寻求判定出受政策操纵的因子;后者常常使用的是可以进行评价的术语，论文因为这些术语有助于社会科学进行严谨的学科交流，而前者常使用日常生活用语中的一部分;后者为有助于学科内的评论及同仁们详尽研究结果，常受到自我修正的控制，而前者为维持所得到结论的有效性，常引人竞争机制。在实际政策方案的论证中，分析者可依据不同的条件与需要，谨慎地选取某一种或某几种方式进行研究，对于那些复杂问题，甚至有可能综合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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