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行对湘军经世的影响

期刊目录网历史论文发表2019-08-15 11:44关注(1)

　　王船山作为晚明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知行论和实学思想、历史观与政治伦理思想、经世变革思想、兵论思想，以及宏阔的儒学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都对晚清湘军经世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船山学行为湘军集团提供了经世活动的文化参照系，湘军集团则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船山等清初经世大儒的政治文化遗训。

　　关键词：王船山;学行;湘军;经世;影响

　　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儒。其学术思想因其遗民身份隐而不彰，却在近 200年后，对湖湘文化特别是湘军人物影响至深。曾国藩评价其学术思想曰：“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希望通过宏扬王船山学说“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 郭嵩焘说：“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闇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 可见湘军中曾国藩、郭嵩焘尤重船山之学。太平军兴，湘潭被兵，旧有《船山遗书》遭毁。曾国藩于同治四年刻成《王船山先生遗书》322卷，除亲为作序外，还校阅“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 郭嵩焘“喜读王夫之书，学行皆以为归”。

　　他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指王船山)，相去七百载，屹立相同望。揽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 认为湖湘学统七百年来，周敦颐创其始，王船山总其成，两人“揽道学之始终”。其后，湘儒刘毓嵩、王之春编《船山年谱》，罗正钧撰《船山师友记》，郭嵩焘立船山祠、思贤讲舍，彭玉麟创船山书院，船山学自此宏扬宇内。王船山对湘军人物思想文化上的影响，略有以下数端：

　　一、王船山的知行论和实学思想影响湘军

　　王船山很早就表现出注重实行的倾向。崇祯十一年(1638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时，即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后来又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强调“行”的不可替代性。知行论是王夫之实学思想的基础。在这种知行观的主导下，王船山提出了“天下唯器”的道器论，批判了无道则无器的形而上观点，改变了儒学“君子不器”的偏颇，为实学实事开辟方便之门。王船山从反面论证了佛老之学“废用”的危害性：“用既废，则体亦无实。……君子不废用以立体，则致曲有诚;诚立而用自行;逮其用也，左右逢源而皆其真体。”

　　船山强调，欲达真体，必不能离器行道，必不能废用以立体。这一点是与湖湘理学传统高度一致的。纵观湘军史，即是一部力行求用的历史。湘军人物多不空言义理，著述立说不多，而长于体察事理，周鉴实务，受益于实学者甚多。刘蓉评论说：“周、程、朱、张数先生莫不洞达世务，体用兼赅，既躬豪杰之资，而所学所养又能充实光辉，含宏博大，非同后世腐儒小生寻行数墨，稍得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以为独得之秘也。”[6]155刘蓉进一步提出以事证理、依理行事的观点：

　　“言理而不证诸事，则所谓理者，特佛氏之妄谈也;论事而不根诸理，则所谓事者亦管商之杂术也。”[7]58湘军人物以“一物不知则一理不明”的思路，不废实学，于吏事、兵事、农事、筹饷、赈灾、舆地、洋务等项，精研覃思，厚积薄发，体精用宏。曾国藩曾以不知天文为耻，左宗棠亦强调经济学问须将工夫下在平时，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在手，方可随时举而措之。

　　二、王船山的历史观和政治伦理

　　思想与湘军经世王船山对历代政治得失，包括宋史汉族政权危亡之际的政治表现多有论述，断之以理，新见迭出，论点精到。郭嵩焘评论道：“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历代史论可以废。”[8]583-584后人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说：“船山史学宏精议义，可以振起吾国之魂者极多。”[9]183王夫之史论政论中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对湘军人物施政救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王船山主张“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生死，公也”。

　　并以此将易姓改号的政权更迭与关系万民生死的国家沦亡、民族澌灭、文化断裂区别开来，从历史大格局中为治统立论，跳出了明儒矻矻于小节的意气之争，显示出惟伦理论的历史道德观。湘军人物对此虽未有明显言论，但从湘军政治行事中可见，其对清王朝的“忠”，是建立在做好臣子本分，双方不逾矩的理性关系基础上的，而非无条件地忠于皇帝。

　　王船山进一步提出“道统”论：“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 两者虽有分合，而儒统应始终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早期希望通过上书来影响中枢决策，实践儒家主张，后期湘军集团权柄在手，立即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文化改革举措，在一定范围内部分地实践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都是道统对治统进行纠偏的体现。

　　王船山从历史经验出发，把作为理学本体的“理”与具有客观性范畴的“势”结合起来，创为“理势合一”论，排除了理的先验性存在。王船山分析说：“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理顺斯势顺矣。……故曰理外无势也。” 并进一步提出“有即事以

　　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反对以空疏的“理”来桎梏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势”则是一种因理而动的客观力量和必然趋势。在对待已成之“势”方面，王船山提出三种方案：“太上以道处

　　势之先，而消其妄，静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后应，澄之于既波之后，则亦可以不倾。”[10]582-583“理势合一”“势因乎理”是王夫之考察历史规律得出的重要结论，“应势求变”成为其历史哲学推论的必然结论。王船山通过对理、事、势三方关系的分析，将王朝伦理提升到了国家伦理，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一些看似充满伦理悖论的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和应对方案。一方面湘军在历史哲学上接受和践履了“理势合一”的观点，高度重视理与势的关系，循势以察理，认为理与势的结合是成败的关键。

　　另一方面，又发挥了王船山“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和“应势求变”的观点，更加注重理学自身的能动性，发挥出“据理创势”“以理抗势”思想。郭嵩焘提出“一时所不能违者，势也。万世所不能越者，理也” 的论断。湘军人物在危乱之际，发奋自救，自信“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甚至看似逆潮流而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这种“以理抗势”思想的体现。王船山强调“礼”的重要性：“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而儒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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