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论文参考中国现代文学新发展改革战略

期刊目录网文学论文发表2017-03-23 10:14关注(1)

　　文章是一篇现代文学发展和文学内涵中的一些介绍。本文选自：《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办刊方针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百家争鸣，保证质量”。文学研究作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学术性刊物，一开始就团结了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2](P2)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内涵,文学发展,文学应用,文学论文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无疑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当“我”看见祥林嫂从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脸上有些白胖的女工，变成如今头发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时，大为震惊。但是，这样的祥林嫂却把“我”视为一个“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神神秘秘地来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等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诧异”、“悚然”、“疑惑”、“吃惊”等反应。形如枯槁的祥林嫂关注的并不是现实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只是对地狱有无深怀恐惧，封建宗法和传统礼教制度对她的迫害程度可见一般。也因此，“我”才会从祥林嫂那“间或一轮”的“瞪着的眼睛的视线”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悲哀;才会在得知祥林嫂在年关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骂为“谬种”时，发出“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喟叹。

　　以有着现代文明价值体系背景的“我”为视角，来观看、反思鲁镇，无论是讲理学的四叔，饱受磨难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卫老婆子，主观帮人但客观是帮凶的柳妈，还是鲁镇上消遣祥林嫂的众人……在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淫下的中国国民的素质、精神和状态的非现代性皆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病象和弱点也得以发掘和呈现。

　　如果说鲁迅是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以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作为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的良方，那么沈从文则开出了另外一张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他以田园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沈从文认为，“西方、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个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那里，即使“出现了有如‘觉醒’、‘抗争’之类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宁静平和，也不是‘阶级意识’或‘阶级斗争’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澜”。[3](P137)《丈夫》就是这样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进城去卖身养家的风俗，在现代文明中可能被视为奇耻大辱的事情，在古风古道的湘西似乎却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当时众多送妻进城营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员。小说通过讲述他进城见妻时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其人性从蒙昧而麻木到愤然而觉醒的过程。

　　丈夫进城去看妻子，并未看见妻子有任何不快，反而不仅受到了大娘也就是老鸨的热心款待，还有幸与他眼中“督抚的派头、军人的身份”的“伟人”——水保聊天。尽管水保是丈夫的妻子的一位重量级的 “嫖客”，但两人的关系，不若现代人眼中尴尬和对立，反而带了些许平静和谐的气味。水保一来，丈夫就学着城里人说话，招待水保。丈夫他为水保找烟、找自来火、拿板栗，水保也并未因丈夫的身份而嘲笑丈夫，反而与丈夫闲话了半天的家常。在这里，我们看不见阶级的仇恨和对立，有的只是生命个体的平等与尊重。

　　而最后丈夫一早带着妻子回转乡下去的结局，与其简单地把其划归于阶级冲突的产物，不如把它视为是风俗旧习在人性的感召下自然转化的结果。丈夫从妻子与别人交易时躲在后梢舱上低低的喘气，到因水保的嘱咐感到羞愤，再到老七同醉鬼睡觉时的沉默，再到大娘暗示巡官要来时用“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到最终下决心带妻子回到乡下去，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人性苏醒过程中的产物。因为同他的妻子温存片刻的、一个要求不算高的梦的破灭，让丈夫终于明白，在那艘船上，他们毫无尊严可言，不仅要遭受身体的侵犯和言语上的侮辱，还要遭受人格和权利的践踏。所以丈夫的男性尊严和自然人性也在最后得到了彻底的苏醒与解放。年青的夫妻终于有了反抗习俗和命运的勇气，选择“离开码头”这一全新的道路夫妇离开了使乡下妇女堕落异化的城市,一起“回转乡下去了”,在那里，他们或许能够重温恬静、和美、健康的乡下夫妻生活。

　　在《丈夫》中，不论是老七、大娘、水保还是丈夫，他们都活得自然、健康、不做作。尽管那个社会依然存在着不符合人道的习俗陈规，但是人生的悲喜剧及风俗旧习都随着自然人性而得以转化。沈从文认为，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P50)是治愈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一剂良药，而这个药方不会造成像现代文明给城市人们带去种种不幸的恶果。

　　青少年时期于南京求学和留学日本的经历，让鲁迅接受和认同了西方知识价值体系，他“认为西方社会和文化是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是值得模仿搬用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非理性的，是需要被克服、被遗弃的” [5](P94)，因此鲁迅以现代文明为镜角观看和反思中国。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到，“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流于暗淡。”所以鲁迅以发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弊端作为他反思现代性的突破口。他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和精神解放的历史欲求。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6](P17)鲁迅以在铁屋中呐喊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使国家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而沈从文却放弃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以超前性的眼光触摸到了历史的暗流，敏锐的洞悉了理性与文明对人的本真性、丰富性的蚀空。悲悯慨叹人存在本身的危机，痛惜人的内涵正日渐削减、稀薄。”[5](P96)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 “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而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的解读。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一个站在现代化洪流中以传统来反观现代文明、反思现代性，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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