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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

期刊目录网哲学论文发表2013-12-23 13:54关注(1)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独具魅力,道德文化以独特的方式规范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为人类提供精神理想和终极关切的信念力量。从道德在中国的产生及发展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道德文化是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和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道德文化思想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以唯物史观对其加以分析和借鉴。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观点

  道德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历史相当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这说明在中国政治文明的早期就对道德文化高度重视。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继承了这种道德文化的传统,提出了以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以政刑为辅助手段的国家治理思想,这种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一直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政治统治思想。

  道德文化思想渊源于尧、舜、禹时代。从社会形态来看,这一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道德文化思想的萌芽主要体现在“禅让制”的实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基础是宗法社会,其权力交接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而儒家推崇的权力交接制度则是“禅让”制度。“禅让制”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尧、舜、禹之所以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领袖,除了天分聪明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树立起来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领的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①

  道德文化思想发展于奴隶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着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等人认为:“惟命不于常”,②“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这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基于此,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道德文化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对君主的要求,对道德规范——“礼”的重视,对民本意识的强调,等等。当然,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张,仍然是以“君权神授”说为思想基础的,神权思想仍然是他们统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们提倡“明德慎罚”,也并不是要削弱刑罚,更不是要放弃刑罚,而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罚来维护其统治。

  道德文化思想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从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这段时间。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孔子不同于鄙薄礼义道德的老聃,而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法家主要继承了他的“以猛服民”思想,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轻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论。这一时期,儒、墨、道、法等诸子伦理思想的争鸣,当首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子继承周公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成为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创始人。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耐众星拱之。”⑤

  孔子倡导“仁”,并从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对“仁”作了阐释,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⑦作为实践“仁”的方法。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孟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⑧荀子则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⑨至此,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基本上趋于成熟。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学说在所有思想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文化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不断演进,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推行,成为统治者约束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一种手段。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学观点及其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代以来,基本上都尊崇儒家学说的治国方略。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⑩儒家治国思想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道德文化思想在儒家治国思想的整体之中,居于核心地位。

  儒家哲学思考的主题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之间,以人为重心,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为根本,所谓“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儒家不是孤立探究哲学,而是把宇宙本体和社会人事紧密结合起来。“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求道而有得,斯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盖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这就说明“道”在《论语》当中具有本体含义,是孔子主张“仁”的深层基础。儒家通过其哲学观为道德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在后世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样的哲学视阈合乎逻辑地塑造了儒家哲学观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以人为本;其二是主张协调差异和冲突,讲究以和为贵。儒家典籍体现着以人为本思想的论述不少,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就转换为民本思想,即视民众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思想。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其后,孟子、荀子对民本思想亦多有发展,经历代儒家大师的继承,民本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征之一。孟子把儒家重民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他向当时的诸侯国统治者陈述民众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提出“保民而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仁政主张,提出“与民同乐”、“安天下之民”的政治统治目标。

  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春秋时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就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平衡的稳定状态,指多样性的统一。而“同”的基本含义是指单一性的完全一致。“和”意味着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同”则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孔子接纳了“和”的思想,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其他一些儒学经典当中,这一类思想同样得到重视。《周易》记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为天道自然运行,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的生命,保持着完满的和谐,是万物生长、万国安宁的保障。《孟子》记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的就是人与人的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总之,儒家以和为贵的哲学精神,一方面承认差异,另一方面又促成协调,以“允执其中”、“发而皆中节”来规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这也是我们认识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重要前提。

  儒家施行的仁政涵盖了仁治、德治、礼治三个方面。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注意到礼制对于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作用,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要求严格依照礼制规范言行,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通过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德文化方针。荀子则更加重视通过制度化手段对社会加以道德文化的问题。他把仁义与礼结合起来,以仁义为礼制的精神,以礼制为仁义得以实现的规矩。荀子说,“将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也”,“礼者,政之挽也”。他认为,仁政需要以礼制为制度依托,礼制是道德的载体和实施道德治国的有效工具。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礼为为政的基础,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礼与治国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这种寓道德于制度的礼制就是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儒家的仁政是以爱利民生为内涵的。孔子讲“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民众生计给予高度重视,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面。孟子明确地要求统治者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条件,使民众“养生丧死无撼”,他深刻地指出,只有在民众生计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实施道德教化,才能够确保统治者的地位,实现其统治的目的。

  孟子为仁政的落实提出了具体措施,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要把解决民众土地问题作为实现仁政的制度化的落脚点。在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前提下,“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举办专门的学校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从而规范社会风俗。

  儒家主张在全部政治活动中都要贯彻道德文化,推己及人,爱利民生,即把仁政作为儒家整个道德文化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仁政是指儒家将仁德推行于国家政事,实行以仁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儒家治国思想中,仁政、德治、礼治都属于仁政观的范畴体系”。广义的仁政居于儒家全部政治理想最高原则的地位,这是把道德关注于整个政治制度的社会治理活动,因而属于对制度实施道德文化的范畴。

  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民众的道德教化。在道德和国家强制力之间,孔子特别突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作用,这是贯穿儒家思想的历史脉络。孔子赞美舜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把天下太平归结于最高统治者完善的道德修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所以要“格君心之非”。《大学》记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先秦儒家正是在以平治天下为根本出路的意义上来看待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的。

  孔子高度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主张对民众要“道之以德”,认为道德教化比政刑措施优越,它能够实现社会秩序,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它还能够唤醒民众的廉耻心。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促使民众从内心归服政权,这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德治最高境界。孟子特别强调“得民心”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而得民心就要凭借道德教化。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从人性恶出发,认为道德教化就要使人们闻道,从而化其恶性。他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贰,所以成积也。”

  对官员、读书人道德修养的强调在儒家思想中居于关键地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始,读书人就被儒家赋予了推行仁道于天下的重任。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现在和过去,整整两千年以来,始终是士”。儒家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要求成为其德治理论的中心内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基点是弘道,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所讲的道,就是“安百姓”的利民之道。由此出发,读书人就需要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读书人要做官,修己是根本,在修养自己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与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所有儒学思想家都从人性与修养关系角度构筑起人性学说,而且不论其对于人性判断如何,儒家一贯主张人性存在着修养和教化的可能性,从而把道德置于社会生活秩序的中心地位。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科学评价

  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而称誉于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认识和改造自身,认识和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道德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它作为儒家学派的思想精髓,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封建统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对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作认真的比较分析和科学评价,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文化学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意识。在浩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中,记载和描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理想与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伦理理念。先秦是儒家学说肇始并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不辞劳苦,倡导仁政。但是他们都无功而返,没有哪个统治者采纳他们的治国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儒家思想不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时儒家思想不被用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礼崩乐坏”,奴隶制度行将灭亡,封建制度呼之欲出,新兴地主阶级雄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克己复礼”的孔孟之道远不如法家的思想来得实在。事实上,秦王嬴政也正是因为采用了严刑峻法,从而彻底地打碎了奴隶制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

  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在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法家思想在秦朝被统治者推向极端,成为统治民众的思想来源,暴政破坏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秦迅速灭亡的历史给西汉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而,他们对重视民众力量的儒家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缓解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以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为儒家思想符合中国小农经济的需要,它才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态。

  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结构结为一体。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家长是管理者,单个家庭又归属于一个家族,家族是社会制度的基层单位,宗法制度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从氏族转变为政治国家,宗族与国家联系十分密切。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与其在宗族当中的地位是一体的,政治国家与血亲宗族两套系统合二为一,在政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政治关系分成两个侧面,“其一是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其二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家族、宗族和亲戚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统治者采取“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采取“刑”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礼治”的核心内容是幼从长,疏让亲,卑从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种伦理关系,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伦理关系,以及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都是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这种关系的自觉维持。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结构之间的呼应,促使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的德治作为社会政治的一种手段,是从上到下、从国到家、从长到幼实行的一种系统的道德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使人们按照“应当”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去处理社会关系和对待自己的言行,力图收到刑罚不用而国泰民安的效果。

  儒家学说具有超越时代思想价值的魅力。孔子的德治思想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靠“德行教化”的作用来实行统治,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人民施加小恩小惠进行怀柔;二是用统治阶级的道德进行教化,使劳动人民就范。当统治者的“以德服人”不能奏效时,孔子又主张“以力服人”。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并不是不要法的职能,而是主张“宽猛相济”,“德”与“刑”交替使用。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并把它作为管理政事的一项基本原则,认为只有“贤者”当政,国家才能治理好,后人把这种主张称作“贤人政治”或“人治”。尽管孔子的“人治”思想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按照儒家的思路,天下正当的统治者是德行高尚的人,德行是继承人的唯一标准。当然,儒家学说的民本思想并非民主精神,“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对君主专制的承认和契合”。孔子以“圣”称呼统治者为最高境界,而这个“圣”的标准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儒家思想民本精神的集中表现在于主张“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儒家思想在成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紧张的关系。“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这种对立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说的民本主义特质。

  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的道德文化思想(后经融合法家思想)统治了封建中国两千多年。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思想适应了新兴的经济基础,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正当性的论证。道德文化思想不仅要求民众要遵守仁义道德等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民众是否遵守道德规范要靠榜样和感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慎重对待刑杀手段,通过对德行高尚与否标准的设立体现民众意志,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明显表现。这也是我们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道德文化建设问题时,需要借鉴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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